范缜(zhin枕），生卒年代约为公元450—515年，字子真，舞阴（今河南泌阳北）人，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无神论者。他少孤家贫，学习非常刻苦，敢于坚持真理，绝不随波逐流。梁书》中说他“卓越不群而勤学”，“恒芒屨布衣，徒行于路”，“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士友所安”，反映了他的一些真实情况。在南朝齐、梁两代先后当过宜都（今湖北省宜都）、晋安（今福建省福州市)太守、尚书左丞等官。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政治上动荡不定的时期，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统治阶级为了麻痹人民的斗志，追求虚幻的福荫，拚命提倡佛教。流毒所至，举国若狂。以致出现“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情游，货（指金钱)殚(dan丹，竭尽的意思）于泥木”的怪现象。范缜继承了前人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挺身而出，公开宣传无神论思想，批判佛教的种种谬论。
在齐朝的时候，范缜同信奉佛教的竟陵王萧子良曾经进行过一次激烈的辩论。争论的焦点是有没有所谓的因果轮回。萧子良质问他说:你不相信因果报应，那么世界上为什么有的人富贵，有的人贫贱？范缜便回答说:人生下来，好比一树之花，风吹花落，有的落到“茵席”之上，有的落到“溷（厕所）粪”之侧。人生到富贵或贫贱的不同家庭，正象落花，哪里有什么前生决定的因果关系可言呢？这番话，有力地批判了佛教因果报应的胡说，也把萧子良驳得无言答对。
萧子良与范缜辩论佛法
范缜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便写出了充满战斗气息的唯物主义杰作《神灭论》。全文用问答体裁对有神论者的种种谬论,特别是佛教的“神不灭论”，逐条进行有力的批驳。文章一开头就对物质第一还是精神第一这个哲学上的根本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回答。针对佛教徒所鼓吹的人有生死而灵魂永在的谎言，范缜断然宣称:“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意思是人的肉体是本质的东西，而精神则是人体的一种功能。所以人体生存，精神就存在;一旦人体死亡，精神也就随之消灭了。他把人的肉体同精神的关系，用刀口同锋利作了极为形象的比喻。指出人的精神对于肉体的关系就好比锋利和刀口的关系一样:刀是一种客观物质，锋利是刀口的作用。离开了刀口就无所谓锋利，怎么能说精神能够离开肉体而存在呢？他还进而分析了人的知觉和精神活动是人体内各种器官的功能，如手能感觉痛痒，眼有视觉，耳有听觉，而更高级的思维活动则是由心主管的。尽管由于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范缜没有能够摆脱心脏主管思维的误解，但是他却正确地阐明了感觉、思维从属于人体的唯物主义观点。这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各种宗教和唯心主义派别猖獗的时候，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神灭论》的流传，打破了佛教笼罩下思想界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使那些依倚佛教作为护身符的反动统治者惊惶失措。历史记载说：当时“此论出，朝野喧哗”，震动了整个舆论界。萧子良曾召集一批熟悉佛教经典的和尚，诘难围攻范缜，妄图驳倒《神灭论》，但是论战结果，仍以失败告终。萧子良无可奈何，便采取卑劣的手法，一方面指使人用“神灭非理，恐伤名教”的大幘子压他，同时派人私下劝说范缜放弃无神论，答应给他高官厚禄。范缜不为所动，并义正辞严地宣布决不“卖论取官”，表现了维护真理的坚定立场。萧衍(梁武帝）即位后，宣布佛教为国教，更把范缜视为眼中钉，亲自给范缜加了一个“违经背亲”的罪名，借故把他流放到广州去了。
范缜的神灭论思想，继承了王充的唯物主义传统，是汉晋以来无神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对自然现象，有深刻的观察和认识，用以论证自己的唯物主义谂点，克服了以煎一些“神灭论”学说在理论上的许多弱点。在认识论上，他提出了“即物而穷其理”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在逻辑思维方面，也有许多贡献，确实不愧为我国古代的杰出思想家。
当然，和所有古代唯物主义者一样，一当渉及到社会现象时，范缜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比如，他把社会上的贫富现象，归结为偶然的因素；又把所谓“圣人”和“凡人”的区、别，说成是由于形体和器官上的差异。这些地方，还是摆脱不了宿命论的影响，表现出他的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尽管如此，他对发展唯物主义思想的贡献，还是要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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