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苏东坡有责任吗,苏轼因乌台诗案坐牢多少天

乌台诗案可以说是既毁灭了苏子，又成就了苏子。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元丰二年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遣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比如御史台里的御史们。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又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dǎn）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他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

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当时御史中丞李定向皇帝报告案情进展。说苏轼面对弹劾全都承认了。神宗大怒，怀疑苏轼要么是受刑不过，要么是有更大的秘密要隐藏。于是问李定可曾用刑。李定答道:苏轼名高当时，辞能惑众为避人言，不敢用刑。神宗大怒，命御史台严加审查，一定要查出所有人。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了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较高的是司马光。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可笑的是，同属于苏轼口中的“新进”章惇，也积极的营救了苏轼，并不惜与宰相王珪翻脸。

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你说苏轼有罪吗？无罪，这些都是莫须有。但他有责任吗？有一定的责任。按现在来说，他在那个时候已经是相当于一个公众人物，说话和做事都需要注意一些了，舆论导向很重要。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至于是这种结果。所以苏轼在乌台诗案中无罪，纯粹就是被冤枉的。但是有责任，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责任。

乌台诗案，我认为苏轼负有责任。乌台诗案是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时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随后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的文字案件。为什么称为乌台诗案?是因为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而因为《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于是宋人因循称之。又案件渉及诗文，所以史称“乌台诗案”。

简略事件如下，宋神宗任王安石为相推行改革，苏轼与之政见不合，遭到排挤，于是申请外放。经批准外任湖州知州，任期内体察民情，了解到众多因革新表现出的弊端，就借诗词吟咏表达自己的看法。监察御史抓住苏轼上表谢恩的表述，认为有讥讽朝政之嫌，予以弹劾。案件交于御史台审理，又搜罗更多苏轼的诗作为佐证，判定有罪。

其责任如下：

一，王安石推行新法，是积极的革新除弊举措，苏轼与之政见不同，不是采取主体支持，部分提出建设性意见的积极支持态度，而是因循守旧，站到改革的对立面，成为守旧势利。

二，外放湖州知州期间，了解许多民情这是积极的，然而由于政治主张不同，看到的多为负面现象，有失偏颇，也就是今人说的戴上有色眼镜看问题，认识上有了倾向性，客观性就势必受到影响。

三，有失察之责，上表谢恩期间，王安石已遭贬谪，推行新法革新已经由皇上直接领导，不再假手于人。这时再表达反对意见就不是党争了，而是直接与皇上作对。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反对皇帝还有官可做吗？不处死就便宜了。

四，作为一个资深大诗人，竟忽视了格律诗表意会受到局限的特点，汉语单音节表意难免出现一词多义现象，诗句又不同于文章，可以剖开来详论，有歧义就会有多解，今天学术界争论不休，各说各理的现象也很多见。用诗来怡情尚可，借以针砭时弊就容易被曲解。曲解者别有用心自不必说，诗作者言语不周也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