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三个时间节点，日寇华北方面军执行“一号作战”计划侵犯黄河以南，进攻发起时间是1944年4月17日；而老蒋下达中国远征军Y部队发起“怒江攻势”的命令，是1944年4月14日；日寇第11军执行“一号作战”发起湘桂段作战的时间，则是1944年5月27日。也就是说，南边的鬼子动手时间，比北边的鬼子整整晚了40天，而中国远征军奉令向滇西反攻的时间，则处在两者之间，这其中有错踪复杂的军事和政治关系。
（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
日本人的“一号作战”被称为明治维新以来最大的一次作战行动，华北和华中、华南的日军总计出动兵力超过50万人，大批的部队调动和物资运输，这么大的动静中国方面不可能一无所知。除去分别应对日军的第一战区蒋鼎文部、第九战区薛岳部，在云南整训的中国远征军Y部队成为一支举重轻重的力量，那可是20多万大部美械的中央军精锐，无论投放到哪个战场上，都够日本人喝一壶的。
然而中美双方对Y部队的用途是有根本性不同的，“中国战区统帅”视其为最后的战略预备队，“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要的是其反攻滇西，然后与X部队（驻印军）在缅甸会师，而且蒋史之间因为军队统帅权的问题，早已经势同水火。X部队的新一军在史迪威直接指挥下，早在1943年10月就已经开始反攻缅北，而面对滇西并不许多的日军，卫立煌的Y部队却迟迟接不到进攻的命令，因为这事谁说了也不算，必须史迪威嘴里的“花生米”点头才行。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
这事要一分为二地看，在1943年年底到1944年初，Y部队确实不具备反攻能力，因为美援武器只能通过驼峰航线一点点运过来，第一次远征军的失败，也使各部的整训工作进行的比较困难，所以卫立煌的前任陈诚，始终有畏难情绪，错过了与驻印军同时动手夹击日军的最佳窗口期。而到了1944年春天以后，华北和华中的日军已经蠢蠢欲动，缅甸的雨季又即将到来，Y部队这个时候倾巢出动强渡怒江，其实是不太明智的。
一定要明白，卫立煌所部反攻滇西，不完全是为了收复怒江以西的国土，从全盘战局看此举并不急于一时，史迪威之所以坚决要求卫立煌Y部队迅速出动，其实更多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目标和应英国人的请求。所谓个人目标，就是1942年惨败缅甸之际，史迪威曾经发誓“我胡汉三会回来的”，新一军虽然装备精良战力强大，可毕竟只有孙立人和廖耀湘的两个师，若想“解放”缅甸，必须有卫立煌的20万大军配合才成。
（笑里互相藏刀）
所谓英国人的请求，是此间日寇缅甸方面军集中10万大军发起了英帕尔战役，目标直指印度东部诸邦，并且一开始进展是比较顺利的，英印军大叫快顶不住了，强烈要求中国远征军加大缅北、滇西方向上的攻击力度，以吸引部分日军回援减轻压力。在老蒋这里，史迪威的面子和言语威胁并不算大，能拖就拖，然而丘吉尔的喊话，罗斯福和马歇尔是必须引起重视的，毕竟美英才是穿一条裤子的，于是更大的压力来了。
1944年4月初，史迪威专门飞回重庆督促老蒋出兵，并且带来了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老蒋答应可以给新一军空运一个师的援兵，但是对滇西反攻仍然反应冷淡。史迪威于是求助华盛顿，很快老蒋就接到了马歇尔的急电：如果中国不从滇西出兵反攻缅甸，美国将停止向中国输送“租借法案物资”，卫立煌部队每个月通过驼峰航线所获得的734吨物资装备，也将被同时取消，而接到老蒋的解释电文后，罗斯福再发来一封口气更加强硬的电报，重点语句如下：
（驻印军总指挥和两个师长）
“在萨尔温江与你对峙的只是日本一个装备不全的师，你向西进军必然成功，在过去一年，我们曾经装备并训练你的Y部队，如果不使用它们用于共同事业，我们空运装备并提供教练人员的最勤奋最广泛的努力，就没有道理了”！翻译出来就三句话：怒江西边日军很少、你必须马上出兵、如果你不出兵就别再拿美国援助了，话说到了这个份上，仍然还要依靠美国的老蒋，还有选择的余地么？
于是4月14日老蒋在何应钦的《怒江攻势》作战计划上签了字，尽管他并不情愿，因为国内战场需要这支预备队，同时也因为美英没有依约在缅甸沿海实施两栖登陆，让中国士兵去帮助收复缅甸领土，实在是没啥意义。可是所谓的盟国之间，也存在着强权政治，在美英领导人的眼里，实现他们的战略意图才是最重要的，至于中国战场上日军有什么大的动作，他们并不关心。
而当卫立煌20万大军5月11日渡江西去以后，便不可能再回头了，连昆明警总的200师后来都开上去了。
（左为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
其实还有一点，也就是老蒋高估了蒋鼎文和薛岳两个战区的战斗力，黄河两岸三年多的对峙、前三次长沙会战的不败，都使重庆军事委员会认为，即便日军大举来攻，也不会出现全盘崩溃的危险。而残酷的事实是，在河南战场，豫中战役37天连失38城，蒋鼎文汤恩伯望风而逃，在湖南战场，渐次骄狂的薛岳也很快打输了第四次长沙会战，日军兵锋，直抵连接湘桂两省的重要枢纽衡阳城下，时间是1944年6月23日。
河南段战场不提了，日本人的攻势最终在豫西山区受阻，从1938年就缩在陕西的胡宗南总算干了点正事，同时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而方先觉死守衡阳47天，重庆却拿不出来有力的救援部队，当横山勇第11军的打援部队对付王耀武、对付薛岳的兵力用到极限时，想像一下，如果杜聿明第5集团军或者宋希濂第11集团军兵临衡阳城下（一个半月爬也爬到了），日本人焉能不败？那么也就不会有什么桂柳会战的大败和日本人冲进贵州的事情了。
（卫立煌检阅Y部队）
所以说，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日本方面的一号作战），固然有河南、湖南蒋军各部战斗意志差极的因素，也有缺乏战略预备队的一定因素，史迪威站在美英、站在个人的立场上，确实是拖了后腿的。如果卫立煌的20万精锐之师不是去帮别人家收稻谷，中国抗日军民的损失会大大减少，那可是146个城市沦陷、6000万同胞成为亡国奴啊！百姓惨死和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更有《雅尔塔密约》的深远影响，非三言二语能说得清楚。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靠谁也不如靠自己，抗战期间美国的所谓援助都是有目的和需要付出代价的，为了策应英军取得英帕尔大捷、为了收复缅北地区，有多少中国远征军的士兵倒在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中印公路1945年初打通了又有什么用？距离鬼子投降只有半年时间了。而在河南、湖南、广西和贵州的大地上，因此增加了多少生灵荼炭？等到老蒋不顾一切空运回新六军时，黄花菜都凉了。
1944年的正面抗日战场，一地鸡毛，外加一声叹息。
（看看昆明和黔桂的距离有多近）
敌寇为挽救危在旦夕的滇缅战场，于是发起了旨在策应滇缅战场的所谓“一号作战”，这其实不过是敌寇灭亡前昙花一现的回光返照。
1943年10月，史迪威将军指挥由新38师、新22师改编的新1军和国军第36师，以及美英联军部队、美军陆航第10航空队在缅北胡康河谷，向敌酋田中新一中将的第18师团发起强大攻势。1944年3月14日，由新38师扩编的新1军，以及由新22师扩编的新6军再发起缅北孟拱河谷战役。史迪威的作战意图，是将敌寇18师团吸引到孟拱以西，再由美军飞机轰炸密支那：以拿下滇缅公路缅甸终端这个战略要地暨彻底收复滇缅公路。综上所述，史迪威将军指挥的反攻缅北之战，拉开了紧接着到来的滇西大反攻之序幕。
面对危在旦夕的滇缅战场，敌酋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为挽回败局，遂于1944年4月发动了旨在策应滇缅战场的豫湘桂“一号作战”。作为针锋相对地强力反制，集结在怒江东岸的远征军宋希濂第11集团军、霍揆彰第20集团军，于1944年5月11日强渡怒江，向盘踞在怒江以西的敌寇发起全面大反攻。1945年1月27日，光复缅甸的驻印军，以及收复滇西全部沦陷国土的远征军，在中缅边境芒友胜利大会师，缅甸战场和滇西战场成为中国军队最早取得胜利的地区。之后的湘西雪峰山芷江战役，中国军队歼敌3万余人。芷江—它因此而成为侵华日军战败后签署投降文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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