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下午，阴沉了大半日的天空终于放晴，阳光有些晃眼。哼着歌的罗睿心情不错，影楼刚刚打来电话，结婚照已经做好，随时可以去取—28岁的他将在两个月后迎娶新娘。时间倒回三年前，那时的他心里满是阴郁，因为彩礼问题，他跟相处了3个多月的女友分手。罗睿始终觉得，女方收彩礼就像是在卖女儿，哪怕这笔钱最终的去向是小两口的新家庭，“既给不起，也不想给。”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大学毕业后的三年多时间里，罗睿见了十几个相亲对象—家在农村的罗睿，相亲对象也大都来自农村—其中大部分提出了彩礼要求。
作为一项婚姻礼仪，“彩礼”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具体是由纳采还是由纳征演化而来，还存在着一些争议和分歧。新中国成立之后，收受彩礼曾被认为是买卖婚姻的表现之一，法律明文废止。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彩礼重新在农村兴起，并且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一个农民家庭，十几万的彩礼钱可能是好几年的收入，你说沉重不沉重？”罗睿说。
男方
彩礼是负担 不想给
“我们家拿不出这么多钱，而且12万彩礼也太多了。”罗睿原本的计划是贷款买房，婚后用礼金买车。最后双方不欢而散，罗睿跟那个女孩分了手。
罗睿的老家在长岭县流水镇爱国村，父母都是农民，年长他6岁的哥哥已经结婚，目前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供一个大学生还行，一般的农民家庭供不起两个。”罗睿介绍，哥哥当初学习成绩也很好，但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给弟弟“让路”，初中毕业读了技校。
2006年哥哥婚礼的细节，罗睿记不清了，但当时家里重建了瓦房，并且给女方家6万元彩礼这两件事，却留在了他的记忆当中。“会亲家那天，我爸从包里拿出好几摞钱，都给了我嫂子她爸。”这是罗睿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现金。
罗睿家共有两公顷多旱田，种的是玉米，在2006年的时候，年收入不到两万元，6万元就相当于罗家3到4年的纯收入。即便是近几年，去掉种子化肥等开销，罗家一年也只剩3万多元钱。
2011年，大学毕业的罗睿回到长岭县城，进入一家民企。不久后通过相亲，认识了一个来自白城农村的女孩。女孩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虽然学历不高，但长相和谈吐都让罗睿觉得满意。双方相处了一段时间，很快进入谈婚论嫁阶段。
会亲家的场面，罗睿记忆犹新。女孩母亲提出彩礼12万元、罗家全款买楼，同时许诺会陪嫁一辆小轿车，彩礼在婚后都给小两口。长岭县城当时的房价约为每平方米2000元，一套房子需要十几万，再加上彩礼12万，也就是说罗家要支出近30万。
“我们家拿不出这么多钱，而且12万彩礼也太多了。”罗睿原本的计划是贷款买房，婚后用礼金买车。最后双方不欢而散，罗睿跟那个女孩分了手。
“嫁个大学生，男方买房，还给这么多彩礼，说出去多有面子。而且我还有个哥哥，现在多要点儿，以后分给我哥的就少点儿。”罗睿的分析是，女孩家无非是为了争面子和家产。
之后罗睿又相了几次亲，为了避免出现那次会亲家的场面，他在初次见面后，都会问对方要不要、要多少彩礼。“大多数都说‘肯定得要彩礼’，从七八万元到十几万元都有。”读过大学的罗睿很反感这种习俗，“男女平等，两情相悦，何必一定要追求这种形式？”去年春节刚过，罗睿认识了现在的未婚妻。同样大学毕业的女孩，在面对罗睿有关彩礼的问题时，解答让他很满意，“她说彩礼是中国传统仪式的一部分，还是得要的，但多少无所谓。”
“刚开始是觉得家里没那么多钱，而且也不希望父母去借钱。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反感，只要说要（彩礼），那就不用再见了。现在又有了新的感觉，这毕竟是一种习俗，我也没有必要去挑战。”罗睿将这段心路历程总结为，“给不起”、“不想给”、“不得不给”。
采访的最后，罗睿透露了这样一组数字：他大学时所在班级的22个男生中，18人已婚，11位男生的结婚对象来自农村，10位给了彩礼，“最少的8万，最多的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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