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918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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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学良抵制日本政治影响力的措施引发日方的不满

我们看看到 30 年代前后,日本在东北已经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1931 年9月末,日本在东北直接经营的铁路达 1129 公里,通过中日合办和借款等控制的达 1231 公里,约占当时东北铁路总长的 38%,这些铁路基本都在满铁控制之下。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煤产量日资企业平均占 80％以上,处于绝对优势。生铁产量占中国钢铁总产量的 90%以上。1930年,东北的发电量中日本占到 80%。满铁总资产,1907 年为1.4亿多元,1929年高达百亿元,增长了68 倍多。1930 年列强在东北投资总额为 23 亿日元,其中日本为 17 亿日元,占 76%,居于绝对优势地位。

日本对东北经济命脉的控制,使张学良深为戒惧,在其成为东北地方领导人后,设法发展本国工业、交通、港口事业,抵制日本对东北的经济控制。为打破日本垄断大连、安东两港的局面,决定继续兴建葫芦岛商港,作为东北对外的吞吐口。葫芦岛港原由清末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 1910 年开工兴建,1913 年北京政府停止施工。1930 年1月,高纪毅代表东北方面与荷兰筑港公司代表签订修筑合同,修建年吞吐量为百万吨商港。4 月开始施工,计划 1935 年建成。工程由北平铁路局营业利润投资。当时舆论认为这一消息“应为国人所一致乐闻者也”。

借用南京中央力量,以举国之势,对抗日本的压迫,是张学良抵制日本政治和经济控制的另一重要举措。中原大战后,1930 年 11 月张学良到南京,与蒋介石会谈,同意将东北的外交、交通、财政及军事权移交南京中央政府,并且决定在东北成立国民党党部。对于葫芦岛港及东北新铁路的建设,也交由南京中央政府管理。蒋介石决定由张学良主持华北政务,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央国防军。会谈以后,东北的外交、交通、财政即移归南京国民政府,北宁、四洮、长春三铁路改为国有,葫芦岛港归交通部指导。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外交处处长王家桢被任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但东北军的改编并未实现。

随着东北向南京中央靠拢,张学良更加积极主动抵制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扩张，如实行抵制日货,在南满铁路沿线设立税卡,限制日货涌人东北内地;组织“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发起收回国权运动等。1931年5月29日,辽宁各团体召开联合大会,直接提出收回旅大、南满及安奉铁路线,撤退日本军警及日本邮电局等要求。

张学良还陆续发出密令:禁止向日人出卖土地、房屋,禁止购买日货,禁止与日本合办各项事业,并通令禁止日人到东北内地旅行。在张学良采取如上措施时,南京中央也相应地作出一些姿态。1929年9月,南京方面公布日本阴谋侵夺东北及内蒙的秘密计划,即“田中奏折”,在国内外引起激烈的反响。

日方虽矢口否认文件的真实性,但无法抹杀其行动与计划恰相吻合的事实。

对南京中央和张学良维护主权的举动,已经习惯攫取权益的日本认为其“危害”了日本的“权益”,密谋报复。在对满蒙计划中声称:“我国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虽得自日俄战争,而许多既得权,乃得自张作霖时代。彼张学良虽然脱离军阀根性,而牺牲其特殊政权奉还南京,以避其重大责任,此不仅高筑炮垒以自卫,且放射外交的毒瓦斯于东亚全土,意欲毒塞我日本之性命,实为空气之大杰作。如谓蒋介石奸雄可怕,则张学良对我政策之阴谋,益为可怕。”日本进一步的侵略举动,已迫在眉睫。

二、日本转移国内矛盾的需求

日本侵略中国之心由来已久。还在 1927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7日,即国民革命军刚刚跨过长江、宁汉两政府分裂对峙、中国内部形势尚不十分明朗的情形之下,日本田中内阁就专门开会,研究其东方政策,通过了《对华政策纲领》。在这个对外公开的文件当中,日本政府很清楚地表明了其必欲控制中国满蒙地区的决心。

文件宣称:最近,趁中国政局不稳之机,不逞之徒往往一哄而起,扰乱治安,有引发不幸国际事件之虞。一旦日本在中国的权益及日侨的生命财产可能受到非法侵害,日本必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而涉及满蒙地区,“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不仅要予以特殊的考虑,而且要使该地维护和平与发展经济”,“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而且为了保护这块国内外人士安居、发展之地,应当有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的思想准备”。

日本内阁东方会议结束后,田中义一首相根据会议讨论的精神,拟成一个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亦称《田中奏折》)的文件,奏呈日本天皇。在这个后来对其真伪问题引起过极大争议的所谓《田中奏折》当中,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

它明确认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而如今征服满蒙,亦有正当之理由,因“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我国此后如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故日本应全力扩大在满蒙之权益,包括铁路建筑权,土地商租权,交通、外贸、金融权,以及在满蒙各个部门设置日本顾问或教官。当然,欲以铁与血确保东三省为日本所掌握,日本与坚持门户开放主义的美国必有一场角逐,“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必要时甚至“不得不与美国一战”。

《田中奏折》得以披露,据称是旅日华人从日本皇宫里偷偷抄录出来的。由于抄录的原因,字句行文有诸多不合日文语法之处,故日本朝野长期以来均否认或怀疑此一文件的真实性。但是,日本侵略中国,乃至称霸世界的野心,却已经被历史事实所证实。故无论此文件内容是否真实,它所反映出来的日本军阀和部分政客的政治图谋,却基本上是准确的。

1929 年,资本主义各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持续了 4 年之久,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0%,世界贸易下降了 65%。这场危机自然也波及到日本。据日本农林省发表的经济调查报告,日本农家年平均所得由 1925 年的将近1800元,1928年的1500元,到1931年已降低至600余元,收入减少几达 2/3。

这种情况不能不使原本就认为必须解决地域狭小、人口众多、资源匮乏问题的众多日本人更加急切地赞成向外扩张的主张。而向外扩张,日本人最看好的就是中国东北。因为,按照他们中许多人的看法,中国早在1900 年就丧失了对东北的管辖权,而日本在1904 年为从俄国人手里夺取对东北的特殊权益,至少付出了 20 万人死伤和17 亿日元战费的代价；况且此时的中国东北已经有 120 万日本移民，日本必须为此负起责任。

因此,日本政要及其各色人等,到处公开演讲,发表文章,散发小册子,或者宣传解决日本目前经济困难局面的根本政策不外乎是向中国满蒙扩张;或者公然声称日本对满蒙开发有重大贡献,满蒙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是日本的生命线。

但在上更为激进的还是日本军方。早在 1917 年,日本为了与大力扩张海军的美国抗衡,一度大举增加军费开支,扩建海军。

从1917年到1921年其军费总支出占国家支出总额的43.54%,占国民收入总额的 7.72%。由于这种军事竞争远不是日本所能承受的,故当美国倡议召开华盛顿会议,提出缩减有关各国海军军备的方案时,日本当时的政党内阁很痛快地接受了会议所通过的文件。然而,此举却不可避免地在从军事竟争中得到极大好处的军人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特别是关东军,坚信战争不可避免,为了应战必须抓紧控制中国,尤其应当把中国东北作为扩大日本经济规模的广大市场和应付未来战争的资源供应地。故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早在 1929 年 7 月就起草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明确提出了“扫荡军阀官僚,没收其公私财产,巧妙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然后由关东军出面实施最简明的军政,维持中国东北治安的方案。

关东军司令部随后也进一步具体规划了在非常情况下自行颠覆张学良政权、占领满蒙的种种办法。日本军部对此自然也颇为热心,秘密炮制了《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等文件,提出了组织亲日政权、建立独立国、必要时不惜将中国东北并入日本版图的政治构想。

随着 1930 年日本军方在宪政辩论中取得了干政的舆论基础,随着由日本部分激进校尉级军官为核心组成的极端军国主义组织“樱花会”的诞生,日本军人为所欲为的时代迅速到来了。日本关东军利用日本与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一步步地制造了“九一八”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