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是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一场海上远航活动,首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计七次。由于使团正使由郑和担任,且船队航行至婆罗洲以西洋面(即明代所谓“西洋” ),故名。
在七次航行中,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的刘家港集结,至福建福州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 [2-3] ,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地,已知最远到达东非、红海。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 。然而,关于郑和船队的航海目的、航行范围等史实以及对七次航行的评价,仍存在争议。
明初的外交有意沿袭元代的规模, [10] 但在邦交理念上有所不同。明太祖积极、主动发展与藩国的邦交关系,对周边国家采“不侵占”的态度,并在《皇明祖训》中开列了十五个“不征之国”,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主导,有等级秩序的、和谐的理想世界秩序。 [11] 有观点认为,明廷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和平外交模式,影响有明近三百年。 [12] 也有观点认为,“不征”是明朝对内设定的最优外交目标,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武力;明朝的目的在于以武力为后盾,力争以不动兵戈的方式实现威服众邦,构建以明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格局; [13] 而具体交往模式的选取,又与交往对象在明朝外交层级中的位置有关。 [14]
靖难之役中夺得皇位的朱棣,锐意沟通域外国家。在郑和之前,他派遣尹庆于永乐元年(1403年)出使了古里、 [15] 满剌加(当时尚未建国),又于永乐二年(1404年)出使了爪哇和苏门答腊。 [16] 在郑和下西洋初期,明成祖又南征安南,将之纳入明王朝版图。“郡县安南”之后,明朝从陆路近可制占城,远可控满剌加,为郑和后续的下西洋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西洋朝贡体系得以顺利建立和巩固。
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了。在手工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此外,元末时江南地区已有相当规模的海船建造业,到明初更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的官营造船业,除南京龙江宝船厂外,在苏州、松江、镇江等地均设有官厂。 [18] 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受到西洋诸国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而中国对不能自行生产的香料等物,也有较大的需求。
造船业的发达,罗盘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航海知识的增加(明太祖于1389年编制的《大明混一图》就是实例),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必要条件。
郑和下西洋的起因众说纷纭,《明史·郑和传》同时提供了寻找建文帝和宣扬大明威德的说法, 此外还有防范帖木儿帝国、获取海外朝贡以及出于宗教目的 等说法。
寻建文帝说
明成祖画像
建文元年到四年(1399-1402年),燕王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最后攻下国都应天(今南京),建文帝朱允炆火烧皇宫,不知所踪。在明代,顾起元曾引述他人之语,称建文帝亡命海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含有寻找建文帝的用意 [8] [26] ,郑晓、沈德符等也均有此怀疑。 [26] [27-29] 此后,查继佐《罪惟录》、傅维鳞《明书》以及清代官修《明史》之《郑和传》 [23] 与《胡濙传》 [30-31] 均收录这种说法, [32] 近现代学者如许立群、范文澜也曾加采用。 [33]
此种说法受到不少批评。明人朱国祯认为,建文帝为人“仁弱”,即使未死而窜入异域,也不再对朱棣的皇位构成威胁。 [34] [35] 还有研究者指出,郑和下西洋次数多、时间长,朱棣的皇位在此过程中早已稳固下来,不可能历次都为了寻访建文帝。 [33] 此外,这种说法也缺乏可靠原始史料作为支撑,《明史》就此还有自相矛盾之处。 [36] 尽管如此,也不排除寻找建文帝是一个可能的动因。
宣扬威德说
如果说寻找建文帝下落的说法主要出于猜测,那么宣扬国威说则有原始史料根据。 [38] 对于宣扬威德这一点,学界有多种解读。其一,认为下西洋是为了“通好他国,怀柔远人” [39] ,践行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并认为所谓 “耀兵异域”的说法应该有所修正。其二,认为这从根本上出于明成祖本人的好大喜功,即以天朝上国自居,而令蛮夷国家畏威怀德、输诚纳贡。 [40] 其三,认为下西洋并非出于“夸多斗靡”的目的,而重在宣扬德化。
军事目的说
有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是针对帖木儿帝国而采取的行动,具体又包括联络印度抗击帖木儿等说法。 [42] 但郑和下西洋开始时,帖木儿本人已经去世,其继承者则同明朝关系友好,加之该国已经开始分裂,帖木儿帝国不再对中国西陲形成威胁。 [43]
此外,朱国祯认为郑和下西洋有避免张士诚旧部通倭的用意。 [34] [35] 郑一钧进一步指出,明初对南粮北运采取海运方式,永乐年间则先后改为海陆兼运和单行漕运,让不再负责运粮的海员参加郑和船队,可以解决他们的出路问题,并避免他们铤而走险、勾结倭寇等等;但他同时认为,这些只是郑和下西洋的积极效果,而非其动因。 [32] 李新峰则结合下西洋与明成祖北伐在时段上的关系,推测朱棣或许对以南方军士为主体的水军缺乏信任,故在皇帝离京、北伐时尽量派水军出洋以消除隐患。
应该是永乐皇帝,有人说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我觉得应该没有道理。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印度当时统一了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建立王朝,他们不能经过高山进入大明王朝。但是对于它的水军应该控制了印度洋。
大明王朝的海上面临危险,首先就是途径印度洋的商人活动受到伤害。为此大明王朝需要保护它的利益。为此,进行了下西洋的活动。
郑和下西洋,它带来的好处就是把大明王朝到直布罗陀的所有沿海,都有大明王朝存在感。加强了各地区贸易往来。
军事目的达到了就是印度的那个王朝很快分崩离析了。威胁消除,为此,不需要更强的海军,没有对手要它何用。下西洋带来利益不足之处就是没有带来任何好处的情况下,只是给皇家带来一些珍宝。并且航海贸易带来好处,对当时大明占比可以忽略。一些大臣短视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就提出了废除船对出海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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