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2月11日,日本内阁通过了企图吞并中国的“二十一条”。面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关于投机的袁世凯在民族大义上并不含糊,今天刀叔将给你讲述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欧战,无暇顾及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日本则利用这一形势,趁机加强在华的侵略势头,企图排斥其它帝国主义国家,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早在大战爆发前夕,日本参谋本部就已获得情报,得知袁世凯确有做皇帝的念头。
所以,日本政府在这一阶段很注意加强与袁世凯身边一些人的联系,以了解袁世凯的心态,掌握袁世凯的动静。
同时,针对日本全面占领中国,其内阁也进行了谋划。
第一,武力威胁,迫使袁世凯在地方区域彻底丧失信心。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已无暇顾及在远东地区的殖民地和租借地。从地理位置的便捷性和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两个角度,日本将武士刀指向了山东。当时山东青岛和胶州湾是德国的租借地,日本趁火打劫向陷在一战中的德国下达最后通牒:德国在山东地区的租借地,全部归日本所有。
德国当然不会答应,在象征性的抵抗后于1941年9月向日本投降了。至此,山东青岛、胶州湾以及胶济铁路归日本管辖统治。日本有了从海上登陆进攻中国的资本,控制了胶济铁路也等于战略纵深延伸到了中国华北腹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日本内阁开始了全面占领中国的谋划。
第二,武力渗透,迫使袁世凯在全局投降日本。
日本在山东正式对德宣战是1914年8月23日,以海陆军两万余人由中国山东之龙口上岸,横截 莱州半岛为交战区域,所有沿途之中国城镇,尽行占领,视同敌国办理。日军在山东的登陆事先并未通知中国政府,在袁世凯得知此消息后,最初的对策是采用当年日俄战争时期用过的方式,即划定日军过境的一条走廊和参战国战区,此外即为中立区,以防战争波及中国。
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绥靖政策,虽然没有阻止日本侵占德国租界区,但也同意了日本在不通知中国的情况下,在中国地区直接动用武力。
眼见袁世凯“软”了,在占领德国租界区和胶济铁路之后,日本内阁集体谋划并在1914年12月11日通过了“二十一条”。
1915年1月18日,由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秘密会见袁世凯,面交了“二十一条”。当日置益陈述完基本内容后,袁世凯十分吃惊,当时他表情严峻,解答说:“此条款请与外务部会商。”临行,日置益威胁说:“如秘密(指“二十一条”)泄露出去,日本当断然采取行动。”
“二十一条”共分五号:第一号是关于山东,第二号是关于满蒙,第三号是关于长江流域,第四号是关于福建省,第五号是关于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中国武器的标准化以及全国警察聘用日本教官等问题。
纵观袁世凯从小站练兵的发迹到后来的称帝,堪称民国投机第一人。然而面对日本步步蚕食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在民族大义面前没有含糊,反而是精明得很。
第一,喜怒不形于色。
袁世凯虽然总想着当皇帝,但从基层小官到掌握中国权柄上可以看出其政治上的老练。在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面见袁世凯后,袁世凯说:“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
然而就在当晚,袁世凯紧急召集了国务卿徐世昌、陆军总长段祺瑞、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外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等人,连续三天研究对策。
第二,拖延时间。
在袁世凯内阁的最终对策里,由国际各国和在华的利益国共同向日本施压才是上策,但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因此,拖延时间是当务之急。在这样的情况下,袁世凯在外交官中进行了“换帅”——原外长孙宝琦下台,启用了更擅长在困局中周旋的陆徵祥。
事实证明,这次“换帅”是正确的。
在谈判时间上,日本公使要求天天谈、全天谈,实则怕来自国际的干预,希望尽早敲定。另一头,时任外长的陆徵祥找各种理由最终将会谈确定为每周谈三次,每次下午三个小时。
在这三个小时中,陆徵祥也是做足了功夫:会议开始前必有一段无聊至极的开场白;随行官员上茶递烟,走路要多慢有多慢;安排侍从偶尔故意将茶杯打翻,让茶水溅到日本公使衣服上,然后又擦又抹……结果硬是把本来三个小时的会谈时间给压缩到两个小时。
自1915年2月2日正式开始谈判,至1915年4月26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止,历时84天。前后会议25次,会外折冲不下20余次。从谈判时间之长,我们即可看出交涉之艰辛。当然了,一味的拖延也不是办法。
第三,以夷制夷。
按照袁世凯的判断,面对日本的“二十一条”,欧美列强不会不管不问。因此,他交代陆徵祥按照在华利益国的“需求”,将部分内容进行泄露,但从来不指明这是日本的“二十一条”。同时,泄露信息的顺序也是相当讲究。
首先,陆徵祥拜访俄国公使,将内容泄露给俄国。然后,袁世凯让专门对接西方记者的蔡廷干把信息泄露给西方媒体,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就是通过《泰晤士报》得知。最后,袁世凯让时任英文秘书的顾维钧将信息泄露给美国。
这一下子算是炸开了锅,各国反应极其强烈,尤其是美国。美国向北洋政府和日本连致两电:凡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业经议定或将来仍须议定之合同,并所允认各节,美国政府对于该合同与所允认各节内所有损害美国政府及美国人民按约所有权利之处,并损害中国国政主权、领土权、或各国与中国邦交上名称所谓门户开放主义,一概不能承认。
同时,袁世凯还派出他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前去日本,联络日本外务省的部分元老并走访各个部门,以刺探日本人的底线在哪里。
最终,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没有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最后在1915年5月25日同日本签订的是《中日民四条约》。
《中日民四条约》相较于“二十一条”,不过是删去了“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条约,即关于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中国武器的标准化以及全国警察聘用日本教官等问题。
第五号条约相较于前四号其实无关痛痒了,毕竟前四号是实实在在的领土卖国行为。但我们也该客观的认识到袁世凯政府在外交上的努力,为了多减少那么一点点的损失,付出的精力确实非常大的,其中过程饱含屈辱。
还是那句话,弱国无外交。铭记国耻,复兴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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