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楚国人伍子胥之父遭费无忌陷害，被昏庸的楚平王残忍杀害，一同受牵连的还有伍子胥大哥等，在意识到自已也将被抓捕连左，斩草除根之时，伍子胥当机立断，毅然出逃，在经历一番颠沛流离后，伍子胥幸运地逃到边境线上的最后一个关隘韶关，看到韶关墙头自己的画像，严密盘查的官兵，以及逾来逾近的追兵，忧愁悲愤，家仇国恨，急切出逃必报深仇的心情令他百感交急，竟一时之间白了头发。幸运的是他在经过一番精细的掩饰之后终于逃离了这个令他心碎绝望的国家，还有那个令他恨之入骨的昏君楚平王。
逃离楚国后，他先后去了好多地方，最后终于在吴国落角，并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从此他完全把吴国当成自已的家乡，兢兢业业的协同吴王阖闾治理国家，他一面时刻提醒自己要牢记杀父之仇，一面在等待着复仇的时机，苦心人天不负，终于在公元前506年伍子胥说服了吴王阖闾，并联合蔡昭侯与唐成公，讨伐楚国，在这场战争中伍子胥与著名军事家孙武密切合作，并肩作战，一举击败楚军，并攻克楚国京城，吓得楚昭王急忙携同其妹芈畀我逃亡奔走，由于此时楚平王已死多年，伍子胥深不能亲受血刃仇人，逐令人挖开楚平王墓，将他暴尸荒野，并鞭挞他三百鞭，终于报了杀父之仇。
在古代最重的刑罚莫过于挖其坟墓，而对于一个君王来说暴尸荒野鞭挞三百鞭，更是极大的污辱和最严励的报复。细观伍子胥，由愤生恨，由对一个权奸小人，昏君的复仇行为殃及一个国，一个自已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其行为虽然有点过份，而且貌似犯有叛国之罪，用现在的“砖家”的话来说，人民是无罪的，为何要殃及人民呢？然而仔细想来在那君王家天下的社会里，谁又能顾忌民心呢？那楚平王难道顾忌的感受人民吗？如果他能顾忌人民，伍子胥之父还能遭杀身之祸，其全家还能险遭灭门吗？如果他能顾忌人民，广大人民还能遭受战争之苦吗？因而要怪就怪昏庸无道的楚平王，是他无情在先，才有伍子胥无义在后，又是他埋下了这场战争的祸根。呈然，每次战争都会殃及无辜，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要报仇就要灭楚，不灭楚就报不了杀父之仇。因而我们说伍子胥鞭挞楚平王三百鞭的行为，不是他一气之勇，也不是泄一时之愤，而是好多年矢志不忘的仇恨渲泄，是君子报仇十年不忘的体现，是一个有血性有骨气，有孝心的男子的担当和责任，所以我们说他鞭的好，鞭的应该，别说三百鞭，再鞭三百鞭也不为过！
我们先不说伍子胥为父兄报仇的对错与否。
先来说说这件事的是不是存在吧，《春秋谷梁传》乃是儒家重要流派之一，《谷梁》全书并无一字记录伍子胥鞭尸。《谷梁》之中有关吴楚战争的记录只有寥寥数条，若是追溯至《春秋》原本，更是只有一句话：定公四年，庚辰，吴入郢。
再来看《春秋公羊传》，《公羊》之中也没有伍子胥鞭尸楚平王的记载。再看看《公羊》中记载的伍子胥对夫差说得话：“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又曰：“父不守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从这两句话中可也看出伍子胥并没有复仇的念头。
除这两本书以外，《国语》《孟子》《商君书》《韩非子》《战国策》等史册，也没有记载伍子胥鞭尸之事。
而唯一对此事有着记载的是《吕氏春秋》《吕氏春秋·首时篇》记载：伍子胥入郢，亲射入宫，鞭荆平坟三百而已。
再看楚国屈子的诗赋：《涉江》曰：“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又有《惜往日》曰：“吴信馋而弗昧兮，子胥死而后忧。”屈子何人也？楚之大夫，天下所惊讶的忠臣，如果伍子胥真的鞭尸楚平王，屈子怎么可能为他美言，用伍子胥来比作忠臣。
况且以当时的普世道德来说，如果伍子胥鞭尸楚平王，只会为天下所唾弃，又怎么可能传说其忠。
所以我认为伍子胥鞭尸楚平王的事是假，就更不提对错与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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