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集英殿气氛紧张，仁宗皇帝正襟危坐，本科殿试就要结束了。忽然，意外的一幕出现了。只见一个年轻的举子不小心打翻了砚台，刚刚写好的卷子被墨汁染得一塌糊涂。大家都心里惊叹，这下麻烦了，可惜了这小伙子了。这个举子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也很是懊恼，不过略一犹豫，看看还有时间。就对考官说：“麻烦大人再给我一张试卷，我要重新答卷。”
考官看了看龙椅上的仁宗皇帝，皇帝点了点头。于是考官对这位举子说：“现在时间不多了，你确定要重新作答吗？时间可不太够了。”
因为他们都清楚，举子的这篇文章可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才写出来的，即使是自己写的，可是现在要想一模一样的再写出来可没那么容易，何况此时时间紧迫，还来得及吗？
只见这位举子从容地说：“无妨，我有把握。”
于是考官重新拿了一份空白试卷交给了这个举子，只见这小伙子拿过试卷，铺在几案上，拿起毛笔，沾满了墨汁，略一思索，就“刷刷”的写了起来，再也没有一丝的犹豫。
众人都是一脸惊讶，对小伙子刮目相看。这么看来，这篇文章已经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了，就像平时背诵的千百篇文章一样，真是成竹在胸啊。终于，在临场结束之前，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就写好了，时间刚刚好。见此情景，众人不禁发出了一阵阵的惊叹。
但是，这还没完，笔试结束，在礼官唱名的时候，更加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刚刚唱到一甲第二名。一个司天监官员忽然急急忙忙地跑进大殿，跪倒在皇帝面前，惊喜地说：“启奏陛下，太阳下面出现五色祥云，此乃吉兆，预示将有贤臣护佑大宋。”
众人的目光“唰”的全部集中在这个第二名身上，他就是韩琦。他的出场就是这么神奇，这么不同寻常，这一年，他刚刚十九岁。
神奇的出身
关于韩琦的出身，开始就带有一点神秘的色彩，在北宋人马永卿所著的《懒真子》和张端义所著的《贵耳集》两本书中，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与韩琦有关的奇事。说韩琦的外祖父会相面，在韩琦的母亲还没嫁人的时候，就算出来自己的这个女儿会生一个宰相。于是还特意跑到京师去招女婿，找啊，找啊，就找到了当时的韩国华，非要把女儿嫁给他。于是，这一对命中注定会生出宰相的夫妻就结合了。其实这只是野史传说而已，真相其实并没有这么复杂和传奇。
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初二（1008年8月5日)，韩琦出生在相州安阳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当时他的父亲韩国华任泉州刺史，母亲是一个婢女胡氏。就是当时的只是在四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所以韩琦是由几位兄长抚养成人的。
史书上说韩琦很早就可以自立，而且志向远大，学问特别好。人家说三岁看到老，真的是一点都不错，还真是别说，王侯将相，真的是有种的。这不，才十九岁就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进士，前途一片光明。
这里还有一件奇事，在《宋史》中有记载，说在礼官唱名的时候，刚念到韩琦的名字的时候，天上出现异象，即太阳被五色云彩托举。这被看做是吉兆，预示天下有贤臣出仕，试问这样的臣子哪个皇帝会不喜欢呢？
于是，韩琦的宦海风云开始上演了。先是被授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后来母亲胡氏去世，丁忧期满后，重新被朝廷启用，历任太子中丞、太常丞、直集贤院。明道二年（1033年）六月，监左藏库。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韩琦被调为开封府推官， 授太常博士。
i片纸落去四宰执
景祐三年（1036年）八月，韩琦拜右司谏，在做谏官期间，他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当时，大宋的宰相是王随和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我们来看看这四个宰执大臣。是年，王随61岁、陈尧佐73岁、韩亿64岁、石中立64岁，看看这岁数，典型的老年俱乐部，这四位老人家昏庸年迈，任人唯亲。
王随不仅提拔了自己的子孙，还给自己的亲戚都安排了肥缺，对自己人那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除此之外，王随老先生还是一个佛学爱好者，不仅是佛学，什么通天教主观音菩萨太上老君之类的都是他的崇拜对象，各路神仙全部请到家里来接受香火，谁知道死了会用上哪一个呢？至于别人的议论，管它呢，就让它随风而逝吧。
陈尧佐也是如此体恤家人，自己的儿子担任左藏库史，还没任满呢，就被他火线提拔了，安排了一份随时可以公款旅游的工作。
韩亿更有意思，这一天他对皇上说，你看我现在都是参知政事了，这眼看也要退休了，皇上你看看能不能可怜下老臣，给我小儿子韩综安排一个好工作啊？皇上一看，也觉得说得有道理，于是就答应了。可是诏书下来之后，韩亿又屁颠颠地跑来找皇上了。他说，上次我说那事咱们先放一下，能不能把这个差事也安排给我的大儿子韩纲？把仁宗皇帝弄得这个无语就别提了。
石中立嘛，就不细表了，微头条专门写过这位宋代的大笑星，他闹出的笑话更是一箩筐。
到了1037年这届科考，更是有意思，当年的解元是陈尧佐的儿子。韩亿的四个子孙也是全部命中，无一落榜，全国上下真的是一片哗然，骂声连天。
可以说，这四位宰执大臣，这四个老人家已经激起了民愤了。特别是1038年的时候，天下灾祸连连，涝的涝旱的旱，出现了大批的流民，吃不饱饭就四处闹事。可是面对这种形势，四个老人家不管不顾，只顾着给自己捞好处。
面对此情此景，韩琦生气了。他连番上书，痛斥四个老人家尸位素餐，不干人事，以致天下糜烂。要求皇帝把四个老人家赶回家，不然大宋八十多年的基业就毁在他们手里。
仁宗皇帝一看有道理，就在同一日打发四个老人家回家养老去了。这件事情出来后，韩琦的大名就闻名京师了。
体恤民情
韩琦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这一点特别受百姓欢迎。1039年，四川大旱，灾民流离失所。他到四川后，首先就是减免赋税，把官府常平仓内的粮食全部发放给当地的百姓。并且在各地施粥，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史书记载说这一举措，救活了190万人，可谓是功德无量。
四川产蜀锦，但是当地的很多官员层层盘剥，从中取利，老百姓苦不堪言。韩琦到任后，着手清除了大批不合格的官吏，前后达到760多人，官场风气为之一清。
从1038年起，李元昊称帝直接和朝廷对抗，使得陕西的形势非常危急，首当其冲的就是当地的老百姓生活日益困难。1039年，朝廷任命韩琦为陕西安抚使，他到任后，首先免除的就是当地老百姓的苛捐杂税，解决老百姓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俗话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一点，韩琦做得无疑是非常出色的，他到任何一个地方，首先关注的就是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官员应该学习的。
兵败好水川
1041年春天，韩琦率领残兵回撤，行至途中，忽然有数千百姓拦住马头。他们拿着旧衣服、纸钱为他们死去的亲人招魂。他们痛哭道：“韩公啊，韩公，我们的亲人都跟随你出征，现在你回来了，他们却都死了，现在他们的魂魄都回不来了啊。”哭声震天，韩琦也不禁泪如雨下，掩面哭泣，无法前行，这件事情的起因就是好水川之败。
李元昊攻宋之后，在1040年的五月，朝廷任命韩琦和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协助夏竦对西夏用兵。当时韩琦的策略非常强硬，力主以攻势为主。而范仲淹则比较持重，认为应该采取守势。当时的安抚使夏竦一时难以决断，于是派韩琦、尹洙入朝，把攻守策略面陈仁宗，由皇帝自己决断。
在朝堂之上，韩琦遭到了巨大的挑战，因为很多大臣并不同意韩琦的攻策。这里面有个五万头驴的事情，当时有大臣问，说我们如果进攻，就要走远路啊，可是党项人的营帐随时可以迁移，这要是旷日持久的对峙，要是缺粮了我们怎么应付呢？韩琦说，我都计算好了，开封府、河东西路这些地方的五万头驴都聚集起来运粮，到时候，即便没东西吃了，也可以杀驴吃肉，不至于饿死。由此可见，韩琦已经决心要与西夏硬磕到底了。所以，他毫不让步，据理力争。同时面对西夏的威胁，仁宗也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掉，于是采取的韩琦的主动进攻的策略。只不过，原来预想的无路出击，到了最后，就剩韩琦一路了。皇帝的意思很明显，你自己干吧，我看好你。
可是韩琦就郁闷了，原来说好的五路大军，你现在就让我一路出击，你这不是玩我吗？可是军令如山，没办法，韩琦还是毅然决定出兵，他要痛击李元昊。
其实，对侵略者给予重击是没错的，只是韩琦还是低估了李元昊这头野狼。他错误地估计西夏的兵力不过四五万，这为他的失败埋下了阴影。
1041年，二月，李元昊率十万大军进攻渭州。韩琦命大将任福率军应敌。在队伍出发前，韩琦亲笔书写了作战方案。他命令任福一路前行，要时刻隐蔽行踪，绕至敌军后方，截断敌人后路，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占据有利地形进行阻击。并且一再告诫任福，你如果违背命令，即使胜利了，也以失败论处。
其实韩琦的策略不可谓不好，只是没有实施，就不知道后果到底如何。试想，如果任福按照韩琦的策略，一路绕行，迂回到敌军后侧等待战机。这时候的李元昊肯定会围攻渭州，十有八九是拿不下渭州的，因为对西夏人来说，攻城是他们的短板。大家都清楚，西夏以骑兵为主，那是强盗来的，就是趁你不备，抢了就跑。对于攻城，他们是向来没有信心的。关于这一点，从李元昊假意投降的举动就看出来了。在出征前，李元昊曾经派使者去见韩琦，说要求和，被韩琦识破了，他把李元昊痛骂了一顿，又命令严防死守，不可懈怠。李元昊见诡计不成，这才不得不强攻。
这么说吧，李元昊久攻不下，肯定就会撤退啊。这时候，在归途中，他就会遇到以逸待劳的任福，李元昊能得到好处吗？到时候再来个前后夹击，即使李元昊不被团灭，也会吃一个大亏吧。其实这就是韩琦的算计，只是任福领会错了，或者感觉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所以他提前暴露了。
2月11日，任福到达了怀远寨，这时候，他得知了一个消息，离此不远的张家堡正在发生激战。任福一听，热血上涌，立即就把韩琦的命令忘到了脑后，想都没想，率军就赢了上去。就是这么一场普通的小战役，改变了韩琦的整个部署。没说的，任福这支队伍是主力啊，很轻松地就打赢了，杀了几百个西夏人，把其它的都打跑了。但是，也彻底暴露了。
任福一看人跑了，就下令追赶，结果这一追就是三天，连口粮都吃完了。我们不得不说任福是个战将，面对落水狗，他要赶尽杀绝。但是，你把韩琦的军令忘了吗？要你隐蔽前进啊。其实任福或许想过，但是后来他惊讶地发现，敌人逃跑的路线，和自己将要前进的路线是一致的，都是朝着杨木龙方向，那么自己边赶路边追敌，一举两得啊。而且，一路上，敌人丢下了无数的刀枪物资，任福就更高兴了。就这样，一直追到了好水川。这个地方，离着韩琦指定的位置杨木龙城只有几十里。
其实，大家也都想到了，这是西夏人的诱敌深入之计啊。在2月14日，任福的军队进入好水川，这时候，前面的士兵惊讶地发现路边有几个大木箱子，里面还传来了奇怪的声音，于是赶紧禀报任福。任福策马向前，命令士兵开箱。结果一开箱，就发现在里面飞出了几百只鸽子，鸣着鸽哨直入天际啊。
这正是西夏人的合击信号啊，一向喜欢玩谋略的宋人这下被骗惨了。士兵们正在惊讶的时候，忽然发现，四周出现了无数的西夏士兵，他们被包围了。
这是惨烈的一天啊，两万多的宋兵，被十几万的西夏兵包围了，任福啊任福，这就是你盲目追敌的结果，激战随即展开。宋军这时候经过了三天的急行军，人困马乏，面对着潮水般涌上来的敌人，就像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很快就被淹没了。任福虽然带领士兵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可是战争毫无悬念。
面对劣势，任福毫不畏惧，他看到不远处有个山包，就命令自己的儿子和桑怿率领一部分士兵占据此地，力求自保。但是，当桑怿他们刚冲上去，就看到大批的西夏士兵出现在了山头上，原来，西夏人早就埋伏好了，任福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儿子和桑怿战死。
这时候，有自己的亲兵说：“将军你还是自己逃走吧，我们全力阻击敌人，为你争取时间。”任福惨然一笑说道：“掩护我逃走？大丈夫战死疆场，死则死耳。”说罢，就带头冲入敌阵。在战斗中，任福深中数箭，最后一枪，从他的左颊刺入，咽喉刺出。此战，包括任福在内的六千多人阵亡。
在这里，还要提一下王珪，本来，他是不用战死的，因为他是附近杨木龙城的守将。但是他听到好水川发生激战之后，就不由分说带领四千多人前来支援。可是面对西夏的十万之众，又能奈何呢？他数次想冲入敌阵去救回任福，可是冲不进去啊。此时，手下的士兵有些已经开始怯战了。毕竟是人啊，面对铺天盖地的西夏人，他们确实是放弃了。可是王珪决不放弃，他大喊道：“大丈夫此刻报国，正当其时。”随即就冲入敌阵中，连自己的铁鞭都打弯了，杀敌数百，最终也是深重数箭而死。
以前只听说宋人软弱，他们不是被辽国欺负，就是被西夏欺负，一味地懦弱求和。可是，在这一战中，如此多的大宋好男人，他们死战不退，杀身成仁，你还说宋人软弱吗？自古以来，一个国家软弱与否，其实和统治者有很大的关系，看看当时的宋仁宗，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软骨头，摇摆不定。一方面想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西夏问题；可是另一方面又幻想着不战屈人之兵，这是什么逻辑呢？好水川之败，大宋是败了，可是，这只是韩琦的部队败给了整个西夏的倾国之兵。
而即使大宋败了，也败的值得，因为虽然惨败，但是也给了李元昊以沉重的打击。此战过后，李元昊二话不说，收拾残兵，头也不回的就跑回西夏了，他也打怕了啊。
韩琦闻听战报，急令退军，在路途中，就遇到了那些死难士兵的家属，于是就出现了前面悲戚的那一幕。战后，韩琦把败军之责，全部承担了下来。后来夏竦命人打扫战场，在任福的怀里找到了韩琦亲笔写的将令，证明了韩琦的清白，这全是因为任福不遵号令的原因。但是无论怎么说，这一战是你韩琦亲自指挥的，你用人不当，也是责任啊。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那就全是马谡的责任吗？也是你诸葛亮不会用人的责任。
但是对韩琦来说，屈辱还没完，战后，山西落第举子汉奸张元作诗一首投掷宋境，诗中讽刺道：“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落款是“大夏国尚书兼尚书令中书令张元”。此战正是李元昊根据张元的计策实施的，这个汉奸此刻露出了得意的嘴脸。其实对这个东西，我是无话可说的，因为我怕脏了我的嘴。
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当时宋夏正在议和，但是西夏人态度非常蛮横，提出了很多不合理的要求。当时朝中大臣大多厌战，所以有些屈辱性的条件他们都想一切从之。对此，韩琦给予了强烈的反对，他提出的《论备御七事奏》，和后面《陈述救弊八事》着力改变羸弱的国势，整顿吏治，选拔人才。和范仲淹提出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的改革措施，基本一致。也是，一场有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积极参与的改革轰轰烈烈的展开了，这就是著名的“庆历新政”。
那么改革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简单地介绍一下，这十条就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这次改革就是针对官场的弊端提出的，前面的几条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就是怎么选拔官吏，任免官吏。规定官员必须要进行考核，靠政绩选官。但是，毫不意外的，受到了保守派的攻击，他们指斥新政官员结党营私，结果就是，1045年，支持新政的官员全部被逐出朝廷，短命的“新政”就此失败。在此过程中，韩琦被罢去枢密副使之职，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
经略北疆
庆历七年（1047年）十二月，韩琦知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第二年又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并兼安抚使，正式经略北疆。自从好水川之战后，韩琦的对敌策略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特别对于范仲淹的以守待攻的策略深以为然。
对于治军，韩琦有自己的一套独特方法，那就是恩威并施，有功的，给予奖励，有过的，严厉惩罚，使得军纪肃然。同时，他还仿照唐朝李靖的兵法，创造了一种“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当时有个宦官廖浩然，非常贪婪，大肆敛财，而且仗着势力藐视王法，谁都不服。韩琦到任后，立即给朝廷上书，要求朝廷把他召回去。仁宗看到之后，立即就同意了，马上就下令把宦官召回去了，并且施以鞭刑。可见皇帝对韩琦是非常认同的，印象也非常好。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当年欧阳修在河北的时候，就曾经上书朝廷，要求解除边界一些地方的禁耕令，这样一来就可以增加粮食产量，也可以供应边防军需，但是没有成功。后来韩琦再次向朝廷提出建议，皇帝才批准了，开垦了良田九千六百顷。
韩琦非常在意百姓的利益，所以很受百姓爱戴。在离开定州去并州的时候，定州的老百姓都不舍得他走，把路都堵上了。韩琦没办法，只能绕路离开，可见他的受欢迎程度。
相三朝，立二帝
韩琦一生历三朝，一直是朝中的肱骨大臣。从1027年的那场殿试开始，就走上了自己辉煌的人生。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韩琦做到了宰相的位置上。首先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仁宗的立嗣问题。仁宗皇帝一生有过三个儿子，不过很不幸，都在很早就死掉了。那么，如果仁宗一旦撒手，如果没有确定继承人，那么大宋可能就会陷入混乱。
当时的仁宗皇帝也是左右摇摆，拿不定主意，他其实一直没有放弃对自己亲生儿子的渴求，可能是身体的隐疾，始终无法如愿。这时候的宋仁宗都四十多岁了，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他不会有儿子了。于是，韩琦之前有很多大臣包括包拯、司马光等都上奏要求仁宗立嗣，但是都被拒绝了。韩琦上任后，这个人物就落在他身上了。
他对仁宗说：“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无嗣，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犹能之，以陛下之圣，何难哉！太祖为太子。太祖为天下虑、福流至今。”这里有两个例子，一个是汉成帝刘骜，他是立的自己弟弟的儿子为太子；而宋太祖赵匡胤也是把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就是这两个例子，打动了宋仁宗，促使他下定决心，立了自己的堂兄、濮王赵允让之子赵宗实为皇太子，赐名曙。不久，宋仁宗去世之后，韩琦就辅佐赵曙继位了，这就是宋英宗。
1066年，同样的一幕又上演了，这个赵曙也是个短命的，才做了三年皇帝就要归西了。但是，如同贪恋皇权的仁宗一样，他不舍得撒手啊。于是，韩琦再次出马，苦劝宋英宗。最终，宋英宗同意了，立颖王赵顼为皇太子。第二年（1067年）五月，宋英宗病逝，赵顼继位，就是宋神宗。
病逝相州
自熙宁七年（1074年）秋起，韩琦就屡次上表请求致仕，但是没有被获准。熙宁八年（1075年）五月，他再度被授为永兴军节度使 ，但是这时候的韩琦已经病情严重，没办法去就职了 。六月二十四日（8月8日），一代明相韩琦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八岁。
宋神宗非常悲痛，他不仅在禁苑为他恸哭举哀，更是因此辍朝三日。并赏赐其家白银三千两、绢三千匹。
为了表彰其特殊的贡献，神宗下诏允许韩琦配享英宗庙庭，这可是非同一般的殊荣了。并特赠尚书令，赐谥号“忠献”；随后更是派兵为其筑墓，亲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
韩琦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亲身经历了抵御西夏、宋辽议和、庆历新政等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朝中，他运筹帷幄，提携后辈，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在地方，忠于职守，勤政爱民。
但是在迈入老年之后，韩琦的思想略显保守，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就遭到了韩琦的激烈反对，他认为所谓的“青苗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兼并问题。他从庆历年间一个倡言新政的激进改革者变成了因循守旧的保守派代表，这是十分可悲的，也是令人十分不解的。所以，改革是需要年轻人来参与的，不然，任何改革都是无法维系的。
韩琦公元1008年出生在官宦世家，他的祖父、父亲分别在北宋担任过知府、谏议大夫的官职。韩琦很小就勤于学问，胸怀大志，虽然小心谨慎寡言，可身材高大，周边小孩子们一般无对手，所学文采更是受到先生看中。公元1027年考中进士，同时名列第二名榜眼，因此格外博人眼球，很快就在地方担任官职，公元1036年入朝做了司谏。韩琦为人素来刚正，此后更是打击朝中不法官臣，当时宰相陈尧佐等4人同时因韩琦弹劾而被罢免，被誉为是“片纸落去四宰执”。他大力打击权贵营私舞弊之行为，当时的名相王曾对他十分褒赞。
公元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与宋朝摩擦不断，韩琦不避亲疏，大胆举荐范仲淹负责边防事宜，并亲自前往边境，与范仲淹共同谋划军事策略，但由于韩琦用人失策，部下草率大意，深入敌腹，被西夏击败，韩琦受到降职。后来两人成功抵御了西夏的入侵，以至边地流出“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歌谣。
公元1045年韩琦推新政“庆历新政”遭到以当时宰相晏殊等守旧势力的反对，失败后被贬出京，直到公元1056年再次入京被拜为宰相。以后又被贬又用，一连三次为相。公元1073年返乡，1075年病逝，享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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