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秦孝公死后商鞅也死了(秦孝公死后商鞅为什么会输)

秦孝公死了，商鞅的伯乐靠山去了；秦国变强了，商鞅的仇家来了，既有私仇也有国恨；变法成功了，百姓安居了，商秧却被自己的变法逼上了绝路，结果死于战场，全家被诛，尸体还被车裂……这些就是秦孝公死后，商鞅的真实经历。

背景

商鞅，约生于公元前395年，死于公元前338年，卫国（今河南省黄县梁庄镇）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公孙鞅、卫鞅。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后因在河西之战中收复河西失地而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为商鞅。

变法祸根起源

公元前361年，21岁的秦孝公嬴渠梁接任秦王位，欲图大有作为，极想改变当前国家贫弱危亡的局面，为此秦国颁布《求贤令》，欲求贤才治理国家。

《史记·秦本纪》秦孝公《求贤令》：昔我穆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公元前356年，身在魏国的卫秧，本就郁郁不得志，当他闻知秦国颁布“求贤令”的消息后，立即赶到秦国。原本他和秦国将军景监相熟，而景监也深知其才，并有相荐之意，然而他却果断拒绝了景监的举荐好意。接着，历时三个多月，卫鞅先后翻山越涧，对秦国数十县的人迹之地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当他回到好友景监府中时，景监门卫差点将他当成“乞丐”赶走。

很快，卫鞅便将自己的治国理念整理成册，最后呈交到了秦孝公手上。秦孝公看后深服其论，认为卫鞅所写的治国理念简直就是为秦国量身打造的。接着，秦孝公便召见了卫秧，一番交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次日，在朝堂之上秦孝公提出打算推行国家变法，以图强国富民。当时，贵族代表甘龙、杜挚皆持反对意见，而商鞅则针锋相对。

据《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甘龙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
杜挚认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商鞅驳斥：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

商鞅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

对于秦孝公来说，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要有人唱“黑脸”，自己的“红脸”才好登场。大喜之下，秦孝公当堂表明自己的变法决心，并拜卫鞅为左庶长、赐穆公金剑，总领秦国军政，推行变法。

变法中，秦孝公全力支持，卫鞅也不负所望，成功推行了《垦草令》，接着又成功推动了两次变法。

公元前356年启动第一次变法：改革户籍制度、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二十等爵制、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改法为律制定秦律、推行小家庭制等改革方略。

公元前350年，启动第二次变法：开阡陌封疆，废井田，制辕田，推行县制、初为赋、统一度量衡、燔诗书而明法令等改革方略。

通过变法，秦国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繁荣强大。即：经济飞速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增强、社会秩序更加稳定等。

《史记》记载，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因变法埋下无穷祸根

• 埋下得罪秦国贵族宗室祸根。废除坐享其成的世卿世禄制度，只有在战场上建立功勋才能获取爵禄奖励。此法将旧有贵族的荣华富贵获取等同于普通百姓，极大侵害了旧有贵族的自身利益，从而招致宗室、旧有贵族的怨恨。

《史记》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 埋下得罪秦国权力层祸根。为了体现法治的公平性，于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曾追究太子嬴驷的违法之过，并对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处以割掉鼻子的刑罚。当时，公子虔向卫鞅求情，能否不要割掉鼻子，换成砍断手脚之类，但是卫鞅坚决要按照律法条款执行。

《战国策》对此事的评论是：“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

• 埋下得罪穷苦百姓祸根。极大压榨了百姓的生存财富。《商君书·弱民》规定：不能让百姓富裕，当百姓富裕后国家要想法“合理拿走”，这样将有利于刺激百姓的生产动力。结果，又严重侵了百姓的利益。

• 埋下得罪旧主国祸根。公元前352年，秦孝公趁魏国国内空虚之机，任命卫鞅为大良造，率兵攻打魏国。公元前340年，魏国在秦、齐、赵三国联军的攻打下，将河西之地割让给了秦国。因此，秦孝公封卫鞅于商（今陕西商县、河南西峡一带）十五邑，此后人多称卫鞅为商鞅。战后，魏惠王极为愤怒：“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因为公叔痤病逝前曾建议魏惠王重用卫鞅，如果不用最好杀掉，结果魏惠王放卫鞅离开了魏国。

• 埋下得罪太子祸根。据《战国策》记载：公元前338年（秦孝公二十四年），秦孝公临终前，欲传位于商鞅，商鞅坚辞不受。无论秦孝公此举出于试探还是真心，但是落入太子嬴驷耳中无异于抢班夺位，那还得了。

伯乐离去祸根爆发

可以说，秦孝公是商鞅的伯乐，如果没有他的全力支持，商鞅也无法取得成功，同样秦国也很难强大起来。若如此当为“两全其美”的结局，然而由于商鞅变法中将未来的国主、权力高层、贵族宗室、百姓、旧主国都得罪遍了，随着秦孝公这座大靠山的倒塌，诸多祸根开始爆发，曾经位高权重的商鞅瞬间从云端坠落。

尤为明显的就是公子虔的报复行动，他向秦惠王（原太子嬴驷）诬告商鞅有谋反之心。因此，秦惠王派人前去逮捕商鞅，商鞅闻信后逃到了秦、魏两国的边界之处，欲到一户百姓家中暂避，但是由于商鞅未带身份凭证，因此百姓家中不敢收留（秦律要求百姓相互告密，如果有“奸”不告者处以腰斩之刑）。见此，商鞅打算逃到魏国避难，但魏国因曾被攻打而怀恨在心，不予接受。无奈之下，商鞅只好潜回封邑商，组织邑兵欲与秦惠王派遣的军队进行对抗，结果兵败身亡，全家被诛，尸体还被带到咸阳车裂。

看到商鞅的悲凉结局，不由想起一句现代名词“风口浪尖”，而风口浪尖又常常和改革、创新相配。可见，无论是古代的变法，还是现代的改革创新，都带有极大的风险性，若无一往前的气概，又如何能取得变法的成功。但不管结局如何，商鞅既用行动现实了自己的人生梦想，也影响着中国数千年的发展，依旧值得后人所称道。

秦惠王即使杀商鞅，也是其他的原因，毕竟新法使得秦国实力大增，成为一代霸主，这点秦惠王还是很清楚的。详细看下面分析

商鞅变法十余年，秦国强盛有目共睹，秦法有功已是共识。秦惠文君无论是储君时代还是即位之后对此都很清楚。如果一种制度很有效，对他和秦国都有利，自然不会放弃。但是个人恩怨上，商鞅严厉处罚他两个老师，其中一个还是他的大伯，外臣得罪了王室权贵，自然恩怨深结。

另一方面，商鞅作为新法代言人，与孝公一起力挽狂澜，救弱秦于水火，确实功高震主。主少国疑，权臣当政，形势自然很凶险。与其赌他是周公旦还是子之（这里不太恰当，子之乱燕在后），还不如除之而后快。所以有人离间说秦人只言商君之法而不言大王之法，惠文君坐不住了。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是也。

既然动了杀心，那就好办了。一国之君要除掉一个人，可以有一万种理由。变法多年，新老势力交替，暗潮涌动。这时的惠文君自然需要立威，需要杀猴给鸡看，让大家知道这究竟是谁的秦国，谁的秦法。如果在孝公末年商鞅急流勇退，如赵良说的那样，还可以像张仪一般安度晚年。可是如果商鞅去职孝公身死，未来秦国如何走，贵族复辟时年轻的赢驷能否扛得住，是个未知数。或许是孝公有嘱托，或许是商鞅有觉悟，于是就带枪护国保证权力平稳过渡了。但当王位稳固时，他这把重剑就不合时宜，甚至会令人担心他倒持太阿欺凌少主了。如果一个公司新董事长刚掌权，一个牛逼如杰克韦尔奇般的老总经理在眼前，经验阅历能力声望高他一大截儿，手下也一票他提拔的兄弟，存在矛盾几乎是必然的。所以商鞅拒绝赵良的那一刻，他的命运就注定了。被摘掉是早晚的事儿。

至于为何他身死而秦法不废，自然是因为秦王拿处决他和一干旧贵族做博弈：我杀商鞅，国行秦法。历史不会记载当时如何锱铢必较，但蛛丝马迹间能看到血腥与权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