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话题:
郑国丧失了自己的开国之君郑桓公,丢掉了位于陕西华县的所有封地。只剩下一部分死里逃生的国人寄居于虢、郐之地苟延残喘。
可令人惊奇的是,郑国不仅没有就此走向衰亡,反而迅速吞并虢、郐, 进而把持东周朝政,成为当时天下的第一强国。在郑国短暂的崛起历程中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毫不夸张地说,在周幽王死后的短短20年里,郑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创造了两大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迹:
首先,俗话都说强龙不压地头蛇,更何况郑国迁居虢、郐,本是寄人篱下,它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鸠占鹊巢、吞并虢、郐呢?
其次,刚刚占领虢、郐,郑武公便以新造之国与晋文侯争夺拥立之功。
虽然名义上晋之与郑,都是东周定鼎之后最重要的依靠势力,但郑国对周天子和东周朝廷的影响力明显要强于晋国,这种情况贯穿公元前8世纪的下半叶,直到郑武公的儿子郑庄公去世才逐渐改变,郑国的这种政治优势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关于郑国崛起的这段历史迷雾重重,要揭开事实的真相,我们还得从《史记·郑世家》的这段记载着手:
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对曰:“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对曰:“地近虢、郐,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中略)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
——《史记·郑世家》
按照司马迁的上述记载,郑桓公在问政史伯之后,根据他的建议向周幽王打了一份报告,要求将郑国东徙河南。而洛阳东南的虢国与郐国则主动贡献了10座城邑作为郑国的新土。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司马迁解释道,那是因为郑桓公当时身为王朝卿士,位高权重,虢、郐之君拍了他的马屁。
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解释。所谓“十邑”,根据《国语》徐元诰注,包括了邬、弊、补、舟、衣、柔、历、华这八座城池,再加上东虢国与郐国的都城,一共10城,这10座城池几乎就是东虢国与郐国的全部家当。
如果倾囊相授,送与郑国,那就意味着虢、郐两国事实上灭亡了。马屁哪儿有这种拍法?退一步说,就算虢、郐二君真这么败家,周幽王又怎么可能授权郑桓公鲸吞这两个诸侯国呢?这不等于纵容郑国肆意破坏西周王朝的封建格局吗?
因此,我认为《郑世家》的上述记载完全不可信,郑国真实的东迁历史应该是像《国语》所说的这样:
其济、洛、河、颍之间乎!是其子男之国,虢、郐为大,虢叔恃势,郐仲恃险,是皆有骄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贪冒。君若以周难之故,寄孥与贿焉,不敢不许。周乱而弊,是骄而贪,必将背君,君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若克二邑,邬、弊、补、舟、衣、柔、历、华,君之土也。
——《国语·郑语》
郑桓公以周朝政治混乱为由,向虢、郐两国提出请求,希望能将郑国的人民与财产寄居在两国的领土上。因为郑桓公贵为王朝卿士,虢、郐二君迫于威权,“不敢不许”。
然而,周幽王一死,中央政府权威崩溃,郑桓公藉以压服虢、郐的政治砝码猝然消失,虢、郐这两个主人与郑国这个客人之间的矛盾便迅速激化了。
但是,即便我们根据《国语》粗略地勾勒出了郑国东迁的事件轮廓,其中仍有关键的盲点需要我们继续破解,那就是:
郑国击灭虢、郐的主力——即《国语》所谓的“成周之众”究竟是些什么人?
要知道,此时郑桓公已经死于镐京的战乱,而继位的郑武公要迟至周平王定都洛邑之后才被允许接任他父亲的王朝卿士的身份,身处东都王畿“成周之众”又为什么要听从郑武公的指挥呢?
要解释,咱们的话题得倒回去,从郑国的建立聊起。根据历史学家陈盘先生的考证,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郑国并非西周时期由周宣王赐予郑桓公姬友的封国,早在殷墟卜辞当中,就有“郑国”的记载。
从卜辞上推断,殷商时期的郑国公室应该是王室的支裔,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由血统高贵、地位显赫的政治家族建立的强藩,其建国的旧址正在今天河南省郑州市一带。
商朝覆亡之后,郑国故地被周武王封赐给了弟弟管叔。武王驾崩,管叔、蔡叔疑心周公旦要篡位,遂勾结殷纣王的儿子武庚,裹挟治下的殷商遗民发动叛乱,结果遭到了成王和周公的镇压。
叛乱平定之后,周公决意改变武王时期就地监视殷商遗民的策略,将参与反叛的殷商遗民拆分,一部分迁移到成周洛邑,一部分则由各位周朝封君带去封国,卫国、鲁国等国都分到了一定数量的殷商遗民。
在这个遗民的拆分与迁移过程中,今天的陕西省华县应该也是当时迁移殷商遗民的目的地之一,其所接纳的移民正是一部分参与三监之叛的殷商藩国郑国的旧民。
按照上古先民安土重迁的习惯,这些郑国人迁徙到新的定居地之后仍会使用故乡的名字来称呼新居,于是华县便成了他们口中新的“郑”地。
到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宣王将胞弟姬友封到华县为诸侯,建立姬姓郑国。在建国之初的33年里,姬友充分展示了他治国理民的长才,深受郑国百姓的拥戴。
于是新继位的周幽王顺势将自己的这位小叔召入中央政府,命他担任司徒——这意味着周王室扩大了对郑桓公姬友的授权,从前的郑桓公只负责管理畿内封国郑国的百姓,而现在整个周朝王畿之内的民政事务都划入了他的管辖范围。
就在郑桓公受命卿士,担任司徒之后,《史记》记载:
幽王以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雒之间,人便思之。
——《史记·郑世家》
宗周、成周王畿相通,郑桓公在宗周积累的声望很快传入成周,在河洛之间建立起了自己的民意基础。在这个过程当中,郑国以殷商遗民为国民主体的特征很可能为郑桓公扩散自己在成周的影响力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杨宽先生在《西周史》当中曾经分析道:
(三监之叛后)有许多殷及多方(即诸侯)的贵族,被集中迁移到洛邑郊外,既便于集中监督和管理,又可以用来为周朝服役,服役的内容包括劳役与兵役。驻屯成周的成周八师,其中军官和骨干当然是周贵族,战斗的甲士就可以利用殷及多方的贵族充任,驻屯在成周的“成周八师”如此,驻屯在牧野的“殷八师”更是如此。
——《西周史》
成周既是殷商遗民的聚居地,更兼其中许多人是具有战斗经验的甲士,而郑桓公早年正是依靠殷商遗民起家的,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幽王死后,虢、郐两国与郑国发生战争,郑国能够调动“成周之众”吞并虢、郐了。
为什么郑桓公东迁一定要选址于虢、郐之地呢?
史伯为他策划东迁之时,一开始就告诫郑桓公说:
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
——《国语·郑语》
一旦西周王权崩溃,对边疆地区的政治辐射减弱,边地的少数民族必然趁势崛起。史伯提醒郑桓公,绝不能将郑国迁移到边地去。别看齐、楚、秦、晋四大国后来相继在边疆坐大,那是因为他们历世与戎狄杂居,积累了同化、吸纳少数民族的丰富经验。
但这绝非郑桓公所擅长的,郑桓公所擅长的是治理王畿之地,他的人望来自王畿之内殷商遗民的拥戴。
地处陕西华县的郑国是宗周畿内殷商遗民的聚居地,而虢、郐两国正是成周畿内原商朝郑国的故土!选择迁国到这里,郑桓公的考虑正是要利用两地殷商遗民的联动性迅速巩固郑国的建国基础。
后来春秋时期郑国最著名的政治家子产曾经回忆说:
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
——《左传·桓公六年》
在郑国东迁的过程中,以郑桓公、郑武公为代表的郑国公室与殷商遗民——即“成周之众”——结成了紧密的政治同盟,在短短数年之内连续吞并虢、郐,让郑国在河洛之间扎下了根基。而“成周之众”既控制在郑武公的手里,郑国又密迩王畿,迁都成周的周平王敢不把郑武公倚为南天柱石吗?
参考文献:
徐元诰《国语集解》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
竹添光鸿《史记会注考证》
班固《汉书》
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
杨宽《西周史》
郑武公从关中来到新郑其实是回老家了,因为郑武公的祖上不窋(后稷之子帝喾之孙)来自中原。郑州新郑以前都叫有熊,亳,隞,管,郑,韩,,,郑州新郑是兄弟一体自古不分家。裴李岗时代郑州新郑是同质部落,仰韶大河村时代郑州新郑也是同质部落。黄帝时代新郑兼管郑州,商代郑州兼管新郑,战国郑韩时代新郑兼管郑州,今天郑州兼管新郑,明天郑州新郑又要一体化。郑州新郑自古就是一体,兄弟不分家。郑武公来有熊国老家以前这里就叫郑,来了以后又称郑州和新郑为郑,没什么,不算改名字。后来又改为韩,隋朝文帝称这里为郑州,到了王世充又称洛阳为郑,今天有熊故国复称郑州,也很好,将来和开封一起就算是称汴京(中京)也是不错的。好了,关于郑州新郑的称呼就说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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