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在夔州做过哪些事情呢

陆游虽然对王樵的不平表示理解，没说劝慰的话，但不厌其烦地举出科举、官场上得失、沉浮的例子，本身已足让王樵明白世上不公平事甚多，不必挂怀。他能对一名秀才如此推心置腹，可见陆游的平易、善良。　　杜甫曾经在夔府住了两年多，在好几个地方住过。　　陆游在公余之暇访问了杜甫当年流寓的东屯高斋的遗地，作《东屯高斋记》：　　“少陵先生晚游夔州，爱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斋。质于其居，日次水门者，白帝城之高斋也；日依药饵者，瀼西之高斋也；日见一川者，东屯之高斋也。故其诗又曰：‘高斋非一处。’予至夔数月，吊先生之遗迹，则白帝城已废为丘墟百有余年，自城郭府寺，父老无知其处者，况所谓高斋乎；瀼西，盖今夔府治所，画为阡陌，裂为坊市，高斋犹不可识。独东屯有李氏者，居已数世，上距少陵，才三易主，大历中故券犹在。而高斋负山带溪，气象良是。李氏业进氏，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属予记之。”　　陆游这么不辞劳苦地奔走寻访杜甫的遗址，当然不是为了考证什么，而是出于对杜甫的仰慕、怜惜与缅怀之情，同时也是因为自己的遭际与杜甫“坎壈且死”的一生颇有相似之处，二人都有伟大的抱负，想用所学为君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成一世功名，却得不到机会。他悲怀杜甫，也是自伤。陆游带着自叹写道：　　“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肃宗，官爵虽不尊显，而见知实深。盖尝慨然以稷、契自许。及落魄巴蜀，感汉昭烈诸葛丞相之事，屡见于诗，顿挫悲壮，反覆动人，其规模志意岂小哉！然去国已久，诸公故人，熟睨其穷，无肯出力。比至夔，客于柏中丞、严明府之间，如九尺丈夫首居小屋中，思一吐气而不可得。余读其诗至‘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方殊’之句，未尝不流涕也。嗟乎！辞之悲，乃至是乎？荆轲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于此矣。少陵非区区于仕进者，不胜爱君忧国之心，思少出所学佐天子，光贞观开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谬，坎壈且死，则其悲至此，亦无足怪也。”　　陆游与杜甫一样只是人微言轻的小臣，贬到偏远的蜀地，更无进策的机会，老病失意而流落异乡，难怪陆游要流涕了。愈老愈穷愈病而愈不得志愈看不到希望，所以杜甫才有至悲之句，陆游才为他也为自己发出了至悲之叹，流下了至悲之泪。陆游还作有《夜登白帝城楼怀少陵先生》诗，怀人伤己：　　“拾遗白发有谁怜？零落歌诗遍两川。　　人立飞楼今已矣，浪翻孤月尚依然。”　　杜甫诗有“孤月浪中翻”之句，人已去，景犹存，文人的落泊命运，还在一代接一代延续。　　杜甫在蜀时吟颂诸葛亮的诗章甚多，陆游也对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相深为景仰和怀念。　　在夔府东南有诸葛亮的八陈图遗迹。陆游凭吊这些遗迹，吟道：“武侯八阵孙吴法，工部十诗韶（音萑）音。遗碛故祠春草合，略无人解两公心。”陆游是知道杜甫的心的，杜甫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愿，可是他得不到机会，不能成就诸葛亮三分天下的功业。而“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悲绝千古、壮绝千古的名句，正是杜甫在功未立就“繁霜鬓”的苦恨中吟出的。陆游何尝不担心自己壮心未遂身先衰呢？他有英雄志英雄恨，才和杜甫一样为壮志未酬的英雄热泪满襟。　　不满也罢，无聊无奈也罢，都只是一种情绪，失落的只是昔日的少年梦幻，并未真的失去，因为从来就没有得到。但是，如果夔州通判三年任期已满而未有新的召用，那就是失业了，这个现实问题比什么都要迫切。乾道八年陆游任期将满，他向现任丞相虞允文去信谋求一官。求官对于一位心高气傲的诗人来说实在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但陆游不是乞求不是强求而是振振有辞地说出一番道理来：　　“某闻才而见任，功而见录，天下以为当。君子曰：‘是管仲相齐、卫鞅相秦之法耳’。有人于此，才不足任，功不足录，直以穷故哀之，天下且以为过。君子则曰：‘是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也。’何也？彼有才，吾赖其才，因有高位处之；彼有功，吾借其功，因以厚禄报之。上持禄与位以御其下，下挟才与功以望其上，非市道乎？故齐秦用之，虽足济一时之急，而俗以大坏，君子羞称也。若夫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则不然。　　无才也，无功也，是直无所用也。无所用之人，虽穷而死者百千辈，何损于人之国哉？自薄者视之尚奚恤。　　君子故深哀之，视其穷，若自我推以与之不敢安也，矜怜抚摩，衣之食之，曰：‘彼有才有功者，何适而不遇。吾所急者，其惟无所用而穷者乎？’此心父母也。推父母之心，以及于天下无所用之人，非圣贤孰能哉？谓之三代之政，则宜。故王霸之分，常在于用心之薄厚，而昧者不知也。”　　陆游不敢说自己有功有才，只以穷为由来求官，并极力论说这是理所固然。　　一者，他把因才受位、因功受禄说成“市道”，也就是交换，没有人情味，没有仁爱和忠信之心。二者，他把垂怜穷人说成是圣人之政，是王者之道。一否定一拔高，他这无才无功的穷人就不仅应该受照顾，照顾了他还是成全了朝廷的圣声美名。这就是文人的好笑之处，事事都要为自己找一个理由、找一种说明，而后心中才坦然，哪怕那理由只是在逻辑上成立也坦然。陆游有了诉穷求官的理由，接下来就大夸其穷，将一家十口说成“食指以百数”，将二十四的长子说成“儿年三十”，十二岁的女儿说成“女二十”，“婚嫁尚不敢言”，“大丞相所宜哀也”，是应该哀怜，而非乞求哀怜。不给官就是不合王道圣政，给官就是圣贤、父母之心，陆游等于是在咄咄逼人地究问：“给官还是不给？怜我还是不怜？”他本就有才也不无功，有求官的资格，如今又说得这么哀婉这么入情入理，当然就给他官了。乾道七年七日，四川宣抚使王炎辟陆游为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四十八岁的陆游从夔州调往南郑。　　王炎是一个干练、有魄力的官员，很得皇上信任，时以参知政事宣抚川陕，掌握着西北军政财权。陆游在他身上寄托了很大希望，积极献策，认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这是英雄共识，以关中为基地图谋恢复。如陆游诗所说：“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　　陆游甚至主张迁都关中：“鸡犬相闻三万里，迁都岂不有关中；广陵南幸雄图尽，泪眼山河夕照红。”这种主张也早已有人提出过，也许是为上策，但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朝廷已为一种不可克服的惰性所浸渗，兴师动众、劳民生财也是多数人不以为然的，毕竟恢复中原不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全部，这未沦陷的一半也要有正常的生活、太平的日子。所以那些处于浪尖上的高级官员都是不敢轻言战事的，西师主师吴玠死前就曾上遗表嘱孝宗“宋轻出兵”。以南宋之羸弱根本不可能恢复中原，这只是一种愿望却不能立刻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