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者:郭小凤延安大学历史系本科生、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据相关史料记载,历史上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两个闵明我。一个是明末来华西班牙传教士多明我会会士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中文名闵明我(1610-1689),另一个是意大利传教士耶稣会会士Claudio Filippo Grimaldi,字德先,中文名也是闵明我(1639-1712)。其缘由是由于杨光所掀起的历狱案而发生的。康熙三年(1664),历狱案爆发,大多在华传教士被押送囚禁。然而这位西班牙多明我会会士闵明我潜逃出走,为避免在捕的传教士被其牵连,Claudio Fil-ippo Grimaldi冒名顶替返回拘禁地。从此他便成为了康熙帝重用的在华传教士“闵明我”,也就是本文中我们所说的闵明我。
(康熙皇帝)
闵明我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闵明我继续维持了天主教在华以传播西学为手段进行的合法传教事业。众所周知,耶稣会从明末入华以来,经过利玛窦、南怀仁等人的努力下,通过传播西学获得康熙皇帝信任,牢牢把控清廷钦天监等重要机构,以此来确保在华的有利传教地位。康熙二十六年 (1688),南怀仁病逝。闵明我则接任南怀仁在钦天监的地位,成为天主教在华实际的领导者。另一方面则是他作为消息的直接传递者为著名思想家莱布尼兹 (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提供他所了解的与有关中国的情况,莱布尼兹由此写下了有关中国的一系列论著,其中以《中国近事》尤为著名。
(《中国近事》)
除此之外,1686 年,闵明我受康熙帝的委派赴往欧洲办理相关事宜,还试图探索一条新的传教路线。可以看出,闵明我在华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天主教的传教事业,他在华期间传播西学的行为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更好的迎合康熙皇帝取得他的信任,使得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在中国进行的更加顺利。与中国礼仪之争中耶稣会等遵照中国礼仪进行合法传教的行为是异曲同工之妙的。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闵明我为中心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吴伯娅,礼仪之争爆发后康熙对传教士的态度,《历史档案》 2002 第3期
2. 李文潮,莱布尼茨致闵明我的一封信及附录,《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2 第2期
3. 赵殿红,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闵明我在华活动述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第5期
个人简介:郭小凤,延安大学历史系本科生在读,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从事季我努学社影像中国史方面相关工作。曾参与学社重大项目李顿调查团资料整理工作、日本战犯笔供实录相泽养三资料整理和南京大屠杀期间外籍侨民黑姆佩尔的撰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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