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的山陕会馆为啥多了个甘井子

开封山陕甘会馆，甘肃商人凑了钱，为什么不能加甘？

会馆发端于明前期，兴盛于明嘉靖、万历时期，在清代乾隆至咸丰、同治年间发展到顶峰，是市镇中由同乡或同业以乡土乡情等为根基和纽带，由流寓客地的同籍人士自发组织的封建性团体，是基于地缘观念、业缘观念结成的社会力量联合体。作为一种新的建筑类型，明清时期的会馆按服务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士绅会馆、科举会馆、移民会馆和商业会馆，商业会馆是其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一种类型。

商业会馆的出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同步的。因为只有在商品经济达到一定水平，从事商贸活动的商人达到一定数量，商人手中所积累的财富达到一定数额时，会馆建立所需要的商人和金钱两个必要条件才能够实现，可以说商业会馆建立的时间、数量以及建筑规模是反映一个地区商业水平的重要标准。晋陕商贾是那个时代的经商理财好手，故而其在全国各地留下众多的山陕会馆，这些会馆多依商路而建，主要分布在商业大都市或水陆交通便利的商埠码头，选址均位于当时的繁华商业区的核心地带，建筑形制上则古今之法交织并行，往往是既有晋、陕建筑特色，又深受行商地地域文化的渗透，呈现出多样化、独特性的特点，是记载和反映我国城镇发展、商业发展、社群发展、建筑发展重要而独特的历史人文景观。

山陕会馆是晋陕商人的自然社区、经济社区、精神社区，直接体现着商帮的品位与实力，故而晋陕商人在会馆建筑营造方面总是不惜重金、不遗余力。按说谁花钱就要用谁的名号来命名，扬名立万，遗芳百世，符合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规则，可是纵览山陕会馆的文化遗存却会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历史上的很多山陕会馆，往往名实不符，行山陕会馆之实，却以“关帝庙”等诸如此类的名号来命名，以至于“名为关帝庙，实为商业会馆”成为了山陕会馆常见的命名方式之一，不具会馆之名，却承会馆之实，“以庙为馆，馆庙结合”，比较著名的例子有周口关帝庙、朱仙镇关帝庙、乌鲁木齐关帝祠等。此外，也有山陕会馆被命名为山陕庙、三义观、财神庙、关爷庙等，比如，叶县山陕庙、银川三义观、郧阳山陕庙等，都是晋陕商人出资兴建的商业会馆。即便是被命名为“会馆”，全国也有至少80座山陕会馆被别称为“关帝庙”。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究其原因，大约是因为：

一是在会馆兴建之初，晋陕商人为了节约开支、缩短建设周期，而出资将原有的关帝庙加以修复、改扩建，使其具有商业会馆的功能，同时在形式、精神取向等方面仍保留有关帝庙的传统。

二是受关公崇拜的影响。自北宋宣和年间关羽被朝廷正式纳入官方祭祀，关羽在明清时代的声望日渐高涨，明万历年间被封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清代被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民间视其为财神爷，被几十个商业行当尊为祖师和保护神。同时，关羽出生于山西，改姓于陕西，晋陕商人选择关帝庙改建或者扩建为山陕会馆合情合理。也有一些行业会馆祭拜其他神灵，但仅是作为行业神灵。而祭拜关公，在山陕会馆中存在普遍性。

三是有利于对晋陕商人进行道德约束和软性管理。关羽以忠、义著称，被后世统治者树立为忠、信、义、勇的化身，成为覆盖全社会、广为各界崇拜的道德标杆和精神符号，儒、释、道对其都比较推崇，这些既可以被商人用来标榜“义中取利”“以信立本”“义先利后”等商业理念，同时也是对同乡商人进行道德约束、精神引导、软性管理的生动资源，有助于强化晋陕商人形成诚信经商、同行同业互助等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而使其在异乡能够落地生根、得道多助。同时，关帝文化也可满足晋陕商人祈福求财、佑神免灾的心灵需求。

四是“借庙为馆”可以突破建筑等级制度的限制。封建社会对建筑等级有严格规定，建筑用材、布局、装饰等均不得逾越等级。“百官府第，明初禁官民房屋，不逊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日月龙凤麒麟犀象之形……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拱，及绘藻井，惟楼居重檐不禁。”（《明史·舆服志》）清代规定民间建筑须采用小式建筑的做法，普通百姓建造房屋开间不得超过三间，进深不得超过五架，不允许用彩绘装饰、琉璃瓦、歇山顶，更不允许用斗拱。“清式则例至为严酷，每部有一定的权衡大小，虽极小，极不重要的部分，也得按照则例，不能随意。”（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序》）山陕会馆属民用建筑，但以庙、观等命名，因祭祀关公而得以采用关帝庙的建筑规格，突破建筑等级限制，升级为大式建筑，可以广泛采用歇山顶、斗拱、彩画、琉璃构件等大式建筑元素。 │社旗山陕会馆 五是有利于晋陕商人招揽生意。明清时代，关公崇拜盛行于全社会，晋陕商人在充作会馆的关帝庙内外广设店铺，借助崇祀神祇、酬神会戏、善行义举等活动，使其成为本地区的商业中心，提升晋陕商人的经济效益。 由山陕会馆的“起名文化”而观之，山陕商人务实、爱打小九九的商业基因清晰可见，值得今人玩味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