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的省会是广州简称

广州，又称“羊城”、“穗城”、“仙城”、“花城”，这颗南国明珠，早已蜚声中外。公元前214年建城以来，至今已有2229年历史。广州地理环境变迁、建置沿革、城坊发展、人口变动、交通发展，手工业、外贸、金融和旅游业发展，以及文化发展，从古至今，上下数千年。

历史时期的广州为一地多名，先后有“番禺”、“广州”、“番州”之称，还蒙有“羊城”、“仙城”、“穗城”、“花城”之称。诸多名称，各有来由。

现学术界已确定广州建城始于秦，之前有认为广州城始建于春秋战国的“楚亭”、“南武城”均为张冠李戴、子虚乌有，无稽之谈。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在岭南地区设置桂林、象、南海三群，并在今广州开始立城，称“任嚣城”、“赵佗城”，为南海群治，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广州最早的城。汉时被改称为“番禺”，而“广州”之称则始于三国时期的吴国（春秋战国广州乃百越之地，无行政建制；秦汉为南海郡治，汉高祖至汉武帝期间，赵佗据岭南建立南越国；东汉末年分三国，魏蜀吴三国鼎立，岭南属吴）。隋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因避太子杨广讳（古代官名、地名等碰到与帝皇名字里的字相撞，都要避讳），改广州为“番州”，除此，“广州”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羊城”、“仙城”、“穗城”名称，均与一个传说有关。据传，古时，有五位身穿彩衣的仙人，分别骑着五只不同颜色的羊，手执五茎六穗水稻良种，腾云驾雾，降临楚亭（又称“楚庭”，传说为今广州城的前身，在今越秀山上，今也有五羊雕塑作为纪念），赠送给当地人民，并祝愿这个城市永无饥荒。说毕，五位仙人便腾空而去，留下的五只羊变成了五颗石头。广州人民根据这个传说，逐渐便有了“羊城”、“穗城”和“仙城”之称的诞生。也有人认为古时越人崇尚图腾，均以动物为图腾，“羊”也是越人氏族用以崇拜的图腾，所以有“羊城”之称。

至于“花城”之称，则与广州花卉种植以及广州人在历史长河中渐形成的除夕晚上爱逛“花市”民俗有关。广州地处亚热带，阳光雨露充沛，沿河淤泥肥沃，藉优越的自然条件，广州不仅花卉种植历史悠久，可追溯到汉代初年，而且品种繁多。南汉时期广州就出现了最早的“花市”，但一开始只是固定在除夕前几天举行，直至19世纪中叶，每届除夕，花农携花卖于市，现今的“花市”则是从廿几持续到年三十。明清两代，广州植花已成专业，花市也是定例，且热闹非凡！花市也并非只卖花，年年都有新意，热热闹闹的，人如潮涌！

二、历史时期广州城坊的形成与变化发展

依据书籍记载，广州建城始于秦朝。古代，中原地区以外的东南西北分别被称为“夷、蛮、戎、狄”，据研究，由于我国地域辽阔，自然和社会条件地区差异明显，城的出现以及城市形成的时间以及模式也不可能完全一样，而中原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领先于其他地区，中原地区城的出现与奴隶制的形成基本上同步（中原地区的经济模式带来的社会制度进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根据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演进观点，中原地区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岭南地区还处于“各有种姓”的尚未开化或者开化程度不高的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逐渐普遍使用牛耕和铁制工具，而岭南地区才步入青铜时代。至于铁器的使用则在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牛耕技术推广更是晚至南越国灭亡后，而这些正是城市形成的必备条件，故有理由认为岭南地区城市的形成大致在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即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所以广州早期的名并非“南武城”、“楚亭（楚庭）”，而是最初见于《山海经》的“贲禺（番禺）”。

《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期，有读者就会疑惑说，那广州建城就不是始于秦了，况且前文说“贲禺”不是汉时之称吗？《山海经》其文曰：“桂林八树在贲禺东。”中的“贲禺”是和文中“郁水”、“南海”、“苍梧”等相关地名均是指泛指一个地域，“贲禺”泛指今岭南以广州为中心的东、西、北江下游的沿海地区。秦末南海尉任嚣曾对龙传令赵佗说：“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可以立国。”可见直到南越国成立前，“贲禺（番禺）”还保存了《山海经》时代泛指地域名的本义，而非专指一城一村。至于“贲禺”、“贲遇”、“番禺”甚至“蕃禺”等，多是古越语音译导致的缘故。如此，既为越语音译词，历代书写不一也就导致了诸多同音或近音词。

广州建城始于秦代任嚣所筑，赵佗增修的“任嚣城”或“佗城”，为南越国都城，城北达今越华路，东西以东、西支文溪为界，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存在了103年。“任嚣城”毁于汉武帝平定南越国的战争当中，后“改筑番禺县城于郡南六十里，为南海郡治，今龙湾古霸之间是也。”三国至南北朝，广州城的规模没有扩展，基本与秦汉时代的番禺城相似。隋唐时期广州城的规模也不大，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但广州“州城三重”，一是以今北京路为中心的主城；二是甘溪故道以东的古越城东部残垒；三是城西的番坊商业区。值得关注的是“蕃獠与华人杂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第，舍吏或挠之，则相为乱。钧下令，蕃华不得通婚”而建的“蕃坊”，聚居者多为阿拉伯、波斯和印度人。隋唐时期，在城南临江地区淤出大片滩地，由于临江，水陆交通便利，逐渐形成了工商业发达的码头区，沿江街市也随之形成。附近蕃舶蚁聚，中外商客来往如鲫。五代时期广州是南汉政权所在，“升广州为兴王府”，历时60余年，南汉刘岩建城广州期间颇多市政工程，宋元时代是广州建城史上的转折点。

宋代广州城得到大大的拓展，由此前一城拓展到三城，习称“宋代三城”，即“中城（唐子城）”、“东城（越城旧址）”和“西城（唐代蕃坊）”，同时，由于城市水运交通的发展，城南逐渐形成为广州城商业活动的中心，为了保障商业区的安全和发展，陆续筑起了城墙，称为“南城”，又称“雁翅城”，城的范围空前大大扩展，全城面积20平方公里。羊城八景也是始于宋代。由于宋元最后的拉锯中心在广州，故广州城市遭到了巨大破坏，宋筑的东、西两城更是毁于一炬，“唯子城及两雁翅无恙。”元朝成立后，广州虽遭到破坏，但毕竟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基础良好，实力雄厚，隋唐以来繁荣的对外贸易推动着广州城的发展，很快就使得广州城恢复发展，元统治者也意识到广州的重要，对城市采取了诸多恢复发展的措施。

明代的广州城，在宋城基础上进行了两次拓展，拓展方向主要是南北两面，具体工程为：连三中、东、西城为一，拓展北城，修建新南城。由于三城之间各有城壕环绕，如中西城间有西湖，中东城间有文溪，故联结三城的主要措施唯有在城濠上架桥为道。新南城的修筑其中有受到沿海倭寇袭击、海盗侵扰等影响，“筑新城，以固守御”，新城垣又称“罗城”，即清代的西南新城。新城虽面积范围不大，但由于码头林立，商舶如梭，商业繁盛，人烟稠密，已成为广州城的中心区。尤其以濠畔街最为繁荣，从事海外贸易的巨商富人均住在此。

清代广州城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鸡翼城的兴建、西关的开发和河南地的开辟，以及奠定今天广州市街区基本格局的清中期以后的广州城区街道。清代鸡翼城的结构酷似宋南城，城墙由明新南城向东西两侧向南延伸直达珠江岸边，形似两鸡翼，故名“鸡翼城”。清代广州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城南珠江沿岸及西关平原区的商业和贸易日益繁荣，四方客商云集，人口增加，商贸活动区不断扩大。珠江沿岸泥沙淤积严重，沙坦日增，新淤滩地面积不但扩大，而城北受越秀山限制，东西城阻于两濠水，东西北均无扩展余地，为适应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等现实，保障城市安全，“国朝顺治四年（1647年）冬，总督佟养甲筑东、西二翼城，各长20余丈，直至海旁，为门各一，即今所谓鸡翼城也。”河南地的开辟是指珠江南岸平原的开发。清代以前，这里多为寺庙、别墅，直到清代才逐渐形成街市商业区。

民国初年的广州城，有内、外城之分，各城门外筑有瓮城、月城和翼城等，又有新、老城之别。民国时期广州城的建设与发展特点主要是：拆城筑路，城区范围进一步扩大，开始出现路灯。广州的窄且密，民国时期拆城筑路是广州朝现代化都市前进的一步。民国时期，广州城市经济持续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城市规模相应扩大，城区的范围陆续向外围延伸、扩大，作为城区扩大最明显的标志是骑楼马路分布的变化。清末民初广州出现路灯，随着市政建设的发展，路灯的数量和质量等也不断增加和提高。

综观广州城坊的发展变化，可由历史时期广州街道狭窄、房屋低矮破旧、交通堵塞、居住拥挤历史状况中窥知现今广州交通、居住等拥堵的历史影子。

三、广州人口发展

古时岭南地区是百越之地，为何现在几乎是汉人的领地。广东境内已经很少少数民族，据知韶关、清远以及信宜一些山区里有少数民族聚集居住。而且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一开始并非是人口稠密地区，相反，粤北以及粤西地区才是人口分布稠密地区。这与中原地区的人口转移以及历史时期的进入岭南交通限制有关。秦汉时代，北方人口迁入岭南的路线主要是由长江和珠江的支流和五岭山地的谷地或隘口构成的，交通线路组合有多种，但主要是东西两道：一为摺岭道，由连江（又名湟水）而下，到达连县、阳山等粤北地区；二是湘桂道，又名湘桂走廊，从岭北长江的支流湘江上溯，过灵渠，下桂江（漓水），顺桂江而下至西江，到高要、罗定等沿岸地带。由于最开始的时候北方人口由此两道进入岭南的粤北或粤西沿河地区，同时，这些地区地势高亢，阳光充足，台风、洪涝、瘴气的灾害少，相比番禺等沿海地区的地势低洼而且气候湿热，北方迁移人口更能适应在粤北、粤西地区定居，所以长期粤北和粤西的北江、西江沿岸为人口集中区，而粤中粤东相对荒芜，人烟比较稀少。

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冬张九龄开拓了大庾岭，发展了南北的交通道路，迁民由大庾岭进入南雄珠玑港，然后转移到广州及珠三角洲各地，史载“广州故家居族，多由此（珠玑巷）迁居。”同时，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海上交通发达，中外人士往来广州日益增多，还有了给外国人居住的“蕃坊”。故可以知道，历史时期的广州人口增长既有自然增长又有明显的机械增长因素。广州地区的户口虽呈上升趋势，但由于在封建社会里，农业是本，是经济基础，广州即便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南海丝绸之路的起航地，但牢牢束缚在土地上的人民无动于衷，商业的吸引力有限，同时珠三角洲尚未形成，低洼地难利用，所以广州及其周围地区的户口数仍不及北江、西江等粤西沿河和粤北地区。

两宋时代，珠三角洲大搞筑堤围垦，发展水利事业，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粮食产量大大提高，广州也因此成为一大米市，广南东西两路的大米主要在广州集散。同时，珠三角洲还种植了甘蔗、桑、麻等经济作物；两宋时期广州对外贸易持续繁荣发展，商业繁荣，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增多；并且岭南也接纳了历史时期中原战乱的南移人口，尤其唐安史之乱和北宋末年中原备受辽、金等少数民族侵犯，在中原地区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北方贵族或平民百姓迁往南方，故“时中原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其中落籍广州者为数不少。因此，两宋时代，尤其是元代，广州地区的人口迅速增长。两宋时期开始改变了长期以来广东户口数北多南少，西多东少地区分布的基本格局，元代时，广州及珠三角洲及沿海平原、台地已取代了粤北以及粤西地区，成为广东人口分布最稠密的地区。

到明清时期，由于广东是明朝反对清军的最后根据地，而清朝控制广东后，在沿海地区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强迫沿海居民内迁，不堪凌辱者纷纷逃亡海外，因此清初广东人口增长速度较慢。康熙年间，废除海禁政策，大批外迁人口陆续回迁，并且轻徭薄赋，实行摊丁入亩，减轻了人头税，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从海外传入解决了粮食问题，人口迅速增长。近代，影响广州人口增长的因素主要是战争和瘟疫，广州是北伐战争的活动中心，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广州沦陷，广州人口总量波动很大。

四、广州文化发展

广州，三朝（南越、南汉、南明）古都，依山、傍水、滨海。广州被誉为“南国明珠”，在祖国大陆南端闪烁着璀璨光芒，在白云山处扼东、西、北江，三江汇流，珠江宛如一条绿色的飘带穿城而过。在这座城市，有独生南国的木棉，春日广州街头花红似火；有枝繁叶茂的大榕树；有“食在广州”美誉，中国八大菜系中的粤菜其中就是由广州菜、潮汕菜、东江菜组成；有齐全的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回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荟萃，寺、庙、观堂、塔等各种宗教建筑林立，我喜欢欣赏基督教堂的建筑之美；还有独特的有别于北方园林和江南园林的岭南园林，有山有水有植物；还有陈家祠等独特的岭南建筑，自成一派的广绣······

广州文化是岭南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岭南文化的集中体现和代表。而岭南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由珠江系、桂系和海南系三大地域文化组成，其中珠江文化包含了“广府文化、潮州文化、客家文化”三种文化。广府文化即以广州地区为中心的广州文化。广州文化融汇了中原文化、海洋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而形成，广州虽深受中原传统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但是始终保持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具有鲜明的，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地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