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写过一篇有关三星堆文化的图文,后一直鲜有涉足,主要原因是我认为对三星堆文化的讨论应该放在解读商代考古文化和图像造型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国考古文化星光灿烂,我写考古文章时间虽然不短了,但至今还没有进入到商代。
在讲解二里头文化的时候,评论区除了黑二里头的,就常常被三星堆文化充斥,所以准备再次介绍下三星堆文化。上篇三星堆文化介绍的文中主要观点来自孙华老师,也是这两年孙华老师论文中所阐述的观点,与新近学界其他学者对三星堆的认识并无实质性差别。本文基于新的考古发现和多位相关学者的论述进行下进一步介绍。
三星堆文化作为我国古蜀文明的源头,对于考察古蜀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及与我国其他各个地区考古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关系意义重大。同时在龙山晚期至商前期我国各个地区考古文化普遍低迷的状态下,成都平原地区的考古文化却异常兴盛,是除了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之外的一个惊喜。
其原因学者论述较少,张弛先生龙山-二里头时期全球化对我国考古文化影响的认识或许让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现象。处于我国西南边陲的四川地区,占据着与西南方向域外地区考古文化交流的特殊位置。
从全国这个大局来看,这与郭伟民先生谈到的考古文化的边界效应类似,同时半月形地带在龙山晚期的崛起,对其西南延长线地带的成都平原考古文化得以快速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再有就是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相继的衰落造成的人员迁徙,对三星堆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夏商更替导致的夏文化族群远迁同时也将中原地区的文化带入了四川盆地。
实际上除了童恩正先生提出的北方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以外,吴桐先生去年还曾提出过南方的半月形传播带,就是从日本海到吴越两广至越南这个区域。我们如果仔细看下地图,四川地区恰好处于两个半月形传播带的延长线交汇地带。
三星堆文化在其中期以后进入繁盛阶段与这些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也符合我国各个地区考古文化发展的规律。在不断碰撞中往往会诞生出更加强大的文化势力。
三星堆文化发现的历史也近百年了,不过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两个祭祀坑的发现是三星堆考古发掘的一剂催化剂,让人们对三星堆的关注经久不衰。
三星堆也曾经深深让我本人感到震撼无比,每每对比古埃及等其他文明的时候,我总是会拿出三星堆来,在我曾经的认识中,拥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三星堆,发达的青铜文化绝对可以秒杀古埃及那些只能铸造简单铜饰品的文明。
在接触到考古以后,这个认识自然得到了更新,一个遗址的起点不意味着他的巅峰,就像我们熟知的良渚文化,其距今5300年的上限并不是它发展的巅峰期,他的巅峰期也是在中期以后,至早不过距今4800年,应该是在距今4800年-4500年这段时期.
四川地区考古文化同样如此,如果不算从西北过来的营盘山文化的话,它的上限按照新近有些学者的认识,应该在桂园桥遗址的5000年前后,不过桂园桥遗址的文化面貌就非常简陋了。只能说是这里最早文化的开端,谈不上有多高的起点。
学界通常将这里早期的考古文化统一划分进宝墩遗址为代表的宝墩文化,持此观点的是孙华、江章华等学者,孙华先生将这里的考古文化按照文化变迁的特征分为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三个阶段,年代分别是距今4500年-3700年、距今3700-3200年、距今3200年-春秋时期。
这个观点是目前关于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文化构成情况的主要观点。之后虽有不同观点,但仅限于三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雷雨2019年)。
另外一种分期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四川本地学者,我们看下赵殿增先生的总结,如下。
距今4800~4000 年前,以”宽沿平底罐(尊) 器物群”为特征的”三星堆一期文化” (大体共存的还有距今4500~3700 年前成都平原西南部的”宝墩文化”);距今4000~3600年前的第二期和距今3600~3200 年前的第三期,是以”小平底罐器物群”为特征的”三星堆文化”;距今3200~2600 年前以”尖底罐(杯) 器物群”为特征的第四期,已按首先发现的典型遗址,定名为”十二桥文化”,中心转移到了成都金沙遗址。向后延伸,连接到距今2600 年左右至公元前316 年秦并巴蜀之前以”圜底罐(釜)器物群”为特征的”晚期巴蜀文化” (延续到西汉中期),共同构成了2000 多年古蜀考古学文化连续发展的完整序列。
这个认识时空范围比较大,对于我们了解古蜀文明的发展非常有价值,赵殿增先生进一步对这些考古文化进行了历史学对应的总结,结论如下。
目前学术界已基本认同”三星堆文化”的主人是”鱼凫氏蜀王”,”十二桥文化”的主人是”杜宇氏蜀王”,”晚期巴蜀文化”的主人是”开明氏蜀王”,从秦统一到汉武帝前后,古蜀文化逐步融入到了汉文化之中。
三星堆文化的发展脉络和源流我们在上篇文章中有过讲述,详情可以看这里【三星堆王国的前生后世,从考古上我们都看到了什么?】,观点来源于孙华等学者,我们不妨看下赵殿增先生对古蜀文明脉络的总结。
这支文化最初主要可能是来自西部山区。成都平原由于水泽密布等原因,新石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比较晚。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大约在距今5000 年前后,一支带有西北彩陶文化特征的人群,从岷江上游翻过岷山进入到川西平原,在什邡创立了”桂圆桥文化”,以粟作为主;
距今4800 年左右,再前进到条件更好的三星堆,创造了”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4500 年前后,又有一支会筑城的人群,可能是从长江中游来到成都平原西南部,与当地居民一起,创造了以宝墩为中心的史前古城址群,并带来了稻作文化。距今4000 年以后,”三星堆一期文化”在三星堆遗址直接发展成为”三星堆文化”,逐渐建立起一个神权古国的祭祀中心,并逐步把宝墩文化的各个史前古城纳入其中,主要去从事与祭祀有关的活动与劳作,最后形成距今3600~3200 年间”三星堆文化”在成都平原上独大独尊、空前繁荣的局面。这就是我们通过古蜀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研究,得出的对”三星堆文化”来源与发展过程的基本认识。
这种认识与孙华等先生的观点大同小异,基本上没有多大差别。
三星堆考古报告目前还没有发布,我们对三星堆原始材料的了解主要通过1999年出版的《三星堆祭祀坑》以及2009年出版的《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2016年陈显丹先生出版了《三星堆祭祀坑发掘记》让我们对三星堆发掘过程和出土文物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学者相关专著不是很丰富,我本人读过的专著有孙华先生的《神秘的王国 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赵殿增先生的《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还有一些就是接近科普读物的书籍,学术研究的价值要低一些。如《解谜三星堆开启中华文明之门》《三星堆文化探秘及山海经断想》等从不同视角对三星堆文化进行了假想和解读。可以作为不同认识的一种了解。我们还是以考古学界目前形成的观点作为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比较合理。其他就是一些对图像纹饰符号及艺术造型的分析,如《巴蜀符号集成》等,对图像分析上王仁湘老师的相关文章让我非常喜欢,受益匪浅。
2013 ~ 2015 年, “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区域聚落及居民研究一三星堆遗址综合研究” 子课题组的成立,为我们带来了更多有关三星堆的考古认识,可以参看雷雨先生在探源工程论文集中的相关文章。
三星堆遗址分布
总体来说,虽然最近几年对三星堆考古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但总体上形成的结论并未有大的变化。三星堆的兴盛期集中在二三期,也就是我们的早商至西周时期,两个重要的青铜祭祀坑的年代在殷墟时期。我们用高大伦先生的结论做下总结。
夏商西周时期,三星堆古文明处于第一文明发展方阵,在有些指标上还靠前。从原始社会的解体、文明的孕育、诞生、发展、走向辉煌、到开始衰落,都在一个地方不间断地演进,这就是三星堆遗址。虽然她的文明发达程度整体来说并没达到中原夏商周的高度,但这个遗址延续了足足有二千年之长。这个现象为中国仅见,世界罕见。我们知道,探讨文明起源和演进的方式是人类要破解的世界五大五大谜团之一。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其价值意义更加不可估量。文化面貌上,三星堆与中原地区商文化的发达程度虽不是并驾齐驱,但在某些方面,如文化的想象力和艺术的创造性上,却似远超商人。
三星堆遗址平面图
综上:三星堆文化是我国龙山晚期到夏商周时期重要的考古文化,其价值巨大,随着新近发现的几个祭祀坑的发掘和今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其所取得的成就将是不可限量的。同时也是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见证。但其整体的发展水平并没有超越我们的夏商周三个王朝的高度。这是学界以目前考古发现得出来的结论,任何局部放大和超现实的想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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