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上，有人说宋朝是“积弱”的朝代，为何《清明上河图》却显示出如此繁华的景象

我是九州君，截取笔者曾经撰写的青云文章《从宋元“崖山海战”入手，试论“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宏观历史偏见》的部分内容可以很好的予以解答。

军事上四处受气的“弱宋”

太祖赵匡胤从五代十国的纷乱之中建立了宋王朝，为避免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之乱象，采取重文抑武方针，强化中央集权并剥夺武将兵权，借此巩固皇权。在通过极具艺术的“杯酒释兵权”解决了眼前最棘手的武将兵权威胁之后，赵匡胤心理明白，仅此而已，并不足以让皇权永固，必须继续改革，消除远期隐患。于是在第一谋臣赵普提出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建议之下，赵匡胤在巩固皇权方面深化改革，采取了针对性极强的举措，大致如下：

九州配图：杯酒释兵权

首先，实行“更戍法”，将兵分离，有效削弱武将兵权。针对一直以来的将领固定带兵容易形成依附坐大的隐患，太祖实施了兵制改革，推行“更戍法”，做到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所谓“元戎不知其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让自任。”说得就是这种情况。这种将兵分离制度，有效杜绝了武将兵变的风险。

九州配图：更戍法示意图

其次，制其钱粮，收归国有管理，有效削弱地方藩镇的储备力量。自中唐以来，地方藩镇及州郡常以种种借口，截留应上缴中央的赋税，久而久之，形成了财政上的“留使”“留州”制度，不仅给国库造成很大损失，同时为藩镇割据提供了财力支撑。宋太祖为改变当时现状和杜绝隐患，强力推行“制其钱谷”的财税体制。乾德二年（964年），宋太祖发布诏令，下令各州除必要经费外，其余财赋中属货币的部分要全部奉送到京，不准无故占留。此后，“粟帛咸聚王畿”，地方藩镇失去了对抗中央的经济后盾。这一举措，从经济基础层面极大消除了藩镇将领起兵造反的可能。

再次，文官代替武将管理地方，进一步消除武将割据力量形成的风险。太祖大批起用文官，委派文官取代武将到各地掌管行政，同时设立严格的监督机制。“重文抑武”的风气渐渐形成，这对于稳定国家向治世过渡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也进一步消除了地方武将割据的风险。

这些举措在稳固皇权上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宋朝国祚延续三百余年，虽二度倾覆，皆缘于外族入侵，是唯一一个没有祸起萧墙、亡于内乱的封建王朝。

然而，正所谓盈亏同源、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些国策实行之后，传统兵制被阉割太盛，其弊端愈发明显的暴露出来。将兵分离的“更戍法”极大的弱化了宋朝军队的凝聚力，而凝聚力直接体现在了战斗力上。而战斗力的严重弱势直接在宋朝三百年历史上与北方政权之间的较量上得到了鲜明的印证。先是与辽国和西夏的拉锯中渐渐处在下风，最终以一个“澶渊之盟”和“以辽制夏”勉强维持住了疆域的完整；紧接着公元1125年又被新崛起的金国大举入侵，造就靖康之耻，直接导致北宋灭亡。此后，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即位，建立了南宋。在绍兴和议后与金国以秦岭——淮河为界，然后强大的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公元1235年蒙古帝国南下攻宋，在处处受压、顽强抵抗了近半个世纪后，于公元1276年临安沦陷，崖山海战后，南宋灭亡。然后，也就没有然后了。

九州配图：靖康之耻

后人对于宋朝的“靖康之耻”印象太过深刻，由此自然而然的觉得赵宋王朝在历史上就是个“积贫积弱”的形象，其实是读史不细，从一些个体事件来以偏概全罢了，存在严重的误读。实际上，赵宋王朝虽然在军事国防上的实力确实比较孱弱，但却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等方面创造了高度繁荣、文明璀璨的局面。

令人惊叹的盛世文明

国学大家陈寅洛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一文中对赵宋王朝高度赞扬：“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著名史学家邓广铭、漆侠在《北大宋史专题课·第一课·宋朝在中国的历史地位》中这样提到：“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此外，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学者亦不在少数。笔者从经济、人口、科技、文化、人文等方面概括如下：

首先，在社会经济层面。有宋一朝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繁荣之程度是此前历朝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在赵汝适所著《诸蕃志校释》（杨博文注）中提及，宋朝在航海业、造船业成绩非常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同时，因为国土面积较小，宋代对南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客观上促成南方经济的繁荣。据史料测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中国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后世虽认为宋朝“积贫积弱” ，但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这一点，我们从后世流传下来的《清明上河图》可见彼时街头之繁华盛景。

九州配图：清明上河图街景（截选）

其次，在国家人口层面。特别是时期，“澶渊之盟”之后，北宋朝获得长达近一个半世纪的和平稳定时期，辅之以国内所推行的“与民生息”之策，以及占城稻的大力推广，国家人口总数得到了快速的恢复，从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的3710万增至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的12600万。此外，这也得益于宋朝国内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相对最少，极大减少了人口基数的意外滑落。

再次，在科技发展层面。宋朝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推动下，科技创新蔚然成风，一些改变了世界的发明譬如活字印刷术、指南针以及最早的火箭、火枪和最早的纸币都是在两宋时期出现的。两宋的科技成就不仅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高峰，也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这不，李约瑟博士曾把沈括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的《梦溪笔谈》则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实际上，两宋时间，其科技创新的领域还有很多，本文不多作一一列举。

九州配图：活字印刷术

九州配图：宋朝的科技发明

第四，在文化学术层面。特别是北宋时期，儒学得以复兴，传统经学经过发展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产生了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派即理学，儒、道、佛三家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同时，北宋时期兴起了“古文运动”，在唐宋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词达到全盛，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此外，史学体裁方面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著作丰富，史家辈出，可以说是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如书法、雕塑、石刻、绘画等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九州配图：古文运动代表人物

第五，在人本理念与实践层面。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一个秘密誓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宋朝崇尚“虚君共治”的理念，认为天下不是皇帝一个人的天下，也是“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皇帝的职责是修德垂范，选贤任能，治理天下的重任则由群臣共担，完善的审批和弹劾机制，让皇帝并不能为所欲为。朝廷设置有慈幼局（孤儿院）、居养院（养老院）和漏泽园（公墓）、安济坊等全套国家福利机构，虽然不可能兼顾到每一个人，但朝廷对于“民为本”的真谛和理解并付诸行动却是少有的。宋朝监狱里设置有医院，倡导基本的人权保障：“欲生之者，吾心也，当死于法，而不当死于病也。”自上而下这样的“人本”价值体系的引导下，人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和对他人的体恤之情萌生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梦梁录》一书中这样记载，富贵人家会沿路考察孤苦艰难，到夜里以碎金银插于门缝。如此既不伤贫者尊严，也达到济贫的目的。路上发现病倒的人，旅店必须收留，开支可以找县衙报销。在节日期间，即便是皇帝御驾巡游，游人也不必清场，而是保持同欢共庆、与民同乐。如此场景，何处寻。

九州配图：慈幼局

九州配图：居养院

以上五点，为大家尽量呈现出一个令人惊叹的盛世景象，但最能让笔者所感慨的，还在于宋朝在人文理念和实践上的成就，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芒。有宋一朝虽不完美，但却有人情与温度，百姓能够真切的感受着富足、祥和、尊严、自由的幸福，必然会在内心产生强烈的粘性。这也对“崖山海战”之时，十万军民跟随小皇帝长途跋涉最终以身殉国的情景做了最好的注脚，此情不再难以理解。

总结

因此说，中国传统上，有人说宋朝是“积弱”的朝代，而实际上通过《清明上河图》我们可以发现真实的宋朝的弱势仅仅在于军事领域，而其他各个方面都是历朝历代以来最为繁盛的。

北宋“积贫积弱”是真，而《清明上河图》中的繁荣景象也是真；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差异，是因为“积贫积弱”说的只是北宋朝廷！

也就是说，北宋是国家整体经济繁荣，但政府财政没钱！税收少，国库穷！

特别是北宋中后期，由于土地兼并严重，百姓丧失土地。而官僚阶级，地主阶级，商人豪强又隐瞒土地，致使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减少。